材料一 太宗命（尉迟）敬德侍卫高祖（李渊）。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高祖大惊，问曰：“今日作乱是谁？卿来此何也？”对曰：“秦王（李世民）以太子（兄李建成）齐王（弟李元吉）作乱，举兵诛之，恐陛下惊动，遣臣来宿卫。”高祖意乃安。
——五代后晋刘煦《旧唐书·尉迟敬德传》
材料二 问大唐天子太宗皇帝……为甚（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太宗）闷闷不已，如杵中心……争答不得。
——1908年出土文献敦煌文书中武则天时期的俗讲话本《唐太宗入冥记》
辨析上文所引史料，分别指出两则文献史料的史料价值及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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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是否觉醒？
材料一
材料二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和西方的作家们已对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僚作口诛笔伐之能事。无数谴责字眼，如自大、不负责、贪污腐化等都堆在他们头上。可是今日事后看来，既有组织上的重荷和文化上的传统压在他们头上，其他任何人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不见得能够做的特别不同，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并未组织一调查委员会事后决定事体发生的情形与个人的责任。没有派官员出国考察，也没有在组织上做任何更改。美国官员愿意供给制船造炮之蓝图，被婉言拒绝.《南京条约》和附约里各种苛刻的待遇，满人汉人的官僚都接受。倒是内中提及今后两方面的文书要用平等语气来往，开“夷人”随意置喙之门，反而使他们不安。
——摘编自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1)材料一、二所列史料对于研究的问题各有何价值？
(2)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是否觉醒？谈谈你的观点并说明理由。
材料一 1840年8月11日，英军舰队进至天津海面，直隶总督琦善赴天津与英军司令咨会.
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中英广州谈判开始。
1841年1月7日，谈判破裂，英军发动进攻，虎门战役开始。
1841年2月，道光皇帝将琦善撒职查办。
材料二 同样是琦善对英国人的态度，茅海建在琦善的奏折中多见“夷性犬羊”“野蛮之人，礼又不知”等贬低词汇，在与义律的照会中也强调英国只有“显有恭顺实迹”，才能“以便代恳恩施”；蒋延缴虽然也看到琦善的奏折中有“夷”等字样，但他同时看到琦善与英人往来中会以“贵国“贵统帅”相称并且平等相待。通过对比位佐木正战辑录的英国档案馆中英往来文件与史家常用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陈胜岸、茅海建发现后者将琦善1840年9月2日的照会误放在了8月17日的奏折之后，那么以后者为凭的研究者则会将遵皇旨办事的琦善，误解为首先提议惩治林则徐的人。这个研究成果很重要，是对多数论著中认为琦善打击林则徐、主张投降观点论据的拨正。
蒋廷黻在看到广东按察使王庭兰说琦善开门揖盗、与义律私通的信件时，敏锐地认识到虽然此信后来送呈御览似乎表示了其重要性和可信度，但蒋廷黻通过信件中的事件、时间关系而判定琦善和义律二人甚至不在同一地方，因此他认定其中的文本内容可信度值得怀疑。
——摘编自仲伟民、郝鑫<再审琦善：历史学、法学与证据科学》
（1）依据历史学基本要素的分类标准，材料一属于？材料二属于？
（2）材料二中茅海建等人对琦善的评价为什么不同？
材料 (民国)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 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逃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还有新史料的发现、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都是重要助力。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 (1945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释民国建立以来经济社会史研究得以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历史学习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