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5—16世纪，随着人口压力减弱，中世纪的经济动力消失了，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传统主又文化泛滋起来。一方面，“黑死病”带来的对无亡的恐惧助长了速信和宗教情绪，频繁的宗教节日和庆典活动造成人力物力大量浪费。另一方面，农民和雇佣劳动者时常大吃大喝，酗酒成为普遍现象。因此，天主教人文主义者反对教会的迷信、愚昧和放纵，主张重振社会风习，宗教改革家提出“因信称义”，反对一切与内心信仰无关的宗教仪式和迷信活动；英国清教进而认为上帝的荣耀、公共福利和个人美德密不可分。16—17世纪，“移风易俗”运动在英国兴起。这动初期，主要是都铎政府致力于减少宗教庆典活动；1570年以后，在小康阶层的支持推动下，运动更为直接地涉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如禁止赌博、反时酗酒、惩治懒汉等。这场改革运动使英国完成了对传统主义文化的改造，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

——摘编自向荣《移风易俗与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

材料一：在黄宗羲那里，改变君权过重，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羲，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在近代文明的转型中，世界力图“改变中国”，而我们不能只是仇恨和愤怒，我们不能狭隘地站在爱新觉罗家族政权的立场上，而是应该站在文明中国的立场上。“清代中国”需要改变，封闭和孤立的，腐朽和没落的，我们自己也在内部改变，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无论是李鸿章、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尝试利用各种方法，内部改变着“清代中国”，不断催生着一个崭新的中国。

——据（裴钰《改变中国》）相关内容整理

材料一   我国以农立国，对季节更替和气候变化非常关注。为了适应农事和生活，人们就定出一些节日，以调剂生活.增进群体活动的乐趣。民间的宗教意识和祈福于神的心理，以及躲避灾害的要求，促成了拜天敬神的仪式和咒术、禁忌等，并确定于特定的时间。中国人的伦理思想是返始报本、慎终追远的，于是以祖配天、敬天法祖的思想和仪节，就牢牢地凝结在中华民族的群体中。我国古来以孝治天下，所谓凡能孝于亲者，必能忠于国。故“忠孝节义”四大德目，自古影响个人性格与立国精神，如清明祭祀扫，以示不忘先人；中秋团圆，以叙天伦之乐；重阳登高，以崇敬老之礼。

——摘编自蓝吉富、刘增贵主编《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礼俗》

材料二 法国大革命的节日表现出日益强烈的世俗化或非基督教化倾向，理性神崇拜、反宗教化妆舞会等节日的出现，显然也直接体现着人民大众狂欢文化的这种反基督教传统。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庆典，也已出现了数千人共同宣誓效忠祖国之类世俗的新因素，这是一个反映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的节日。革命节日的人民大众文化特质还表现为人民大众对节日的广泛参与，卢梭认为剧院里的演出决不是人民的节日，人民的节日应当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让群众自己变成演员，“让每个人都走到别人当中并使自己得到愉悦，以便使大家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摘编自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材料三   他（梁启超）认为“东西各国，每年必有一二日之大祝典，为国民荣誉之纪念”，如美国的7月4日、法国的7月14日等开国成功纪念日。这种庆祝活动，可以使人记已往，振现在，励将来，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增添强国、勇猛、进步、自立的气氛。而我国向来无此风气，号称一年中普天同庆的节日，也不过是元旦这一天。而元旦不过地球绕日一周而复、毫无意识之天象，没有什么特殊的或重要的值得纪念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