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明确提出，工业化的实现需要大量的资金。“苏联的经验表明，这主要不能够依靠旁的来源，而必须依靠国民经济内部首先是工业内部的积累。”而苏联的具体做法是通过国家政策对工业的倾斜，为工业发展积累资本。为了尽快解决所有制问题，中国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进行的策略。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等。

——摘编自王春宁《中苏关系的演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1949~1964）》

材料二   1996年4月，俄总统叶利钦访华，与中国政府发表《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决心发展平等与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中俄关系上升到一个新高度。经过多年的发展，中俄双方已经建立起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定期会晤和磋商机制，两国议会间也加强了往来。中俄经贸合作不断发展，双方经贸呈政府间，地区间和企业间多层次发展态势。经贸合作已从边贸和一般性贸易扩展到农业、能源、交通、和平利用核能、航空航天、金融及军事技术等广泛领域。此外，中俄两国对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有着越来越多的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双方认为，世界多极化进程符合所有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赞成单极世界。中俄在伊拉克和科索沃等国际问题上积极磋商，加强沟通，为切实合理地贯彻联合国有关协议进行了不懈努力。

——摘编自韩景云《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发展及其战略意义》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是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环境发生巨大变动的时期，也是中国内外压力较大的时期。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不再实行“一边倒”方针，改为实行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又被形象地称为“两个拳头打人”战略。这一战略，使中国顶住了来自苏联和美国的巨大压力，但也使中国面临险恶的安全环境。“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极左的对外政策使得中国在国际上陷入被孤立的境地。为改变不利的国际处境，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调整对外政策。

——摘编自伍绍勤《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研究》

注：材料出处中的“1980年代”应写为“20世纪80年代”，为尊重原文，此处不做改动。

材料二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极为严峻，只有与中国相接的东部边界比较和平稳定。中国和俄罗斯都表示认同《中苏联合公报》继续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在原有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俄罗斯在融入西方的过程中处处碰壁，其逐渐意识到一个贫弱的俄罗斯不可能得到西方的尊重。因此，俄罗斯开始调整对外政策，提出了“既面向西方，也面向东方”的政策，并提高了对发展中俄关系的重视程度。俄罗斯一方面继续寻求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发展与近邻中国的东亚关系，以求改善自身的地缘政治环境，重塑世界大国形象。

——摘编自方海燕《新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中俄关系研究》

材料一欧盟成立之初，对非洲的援助集中在贸易、产业和财政方面的合作上。20世纪90年代末，援助部门涉及经济结构调整、人道主义援助、公民社会等多个领域。进入21世纪后，欧盟增加了对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并加强了双方在解决地区武装冲突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还表示尊重人权、民主、法治是双方伙伴关系的基本要素。欧盟开始注重向国际多边机构靠拢，注重与其协调一致，注意和其他大国以及各类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以期在新形势下深化欧非双边关系。

——摘编自刘丽云《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非洲国家创建多边发展平台——中非合作论坛，实现了中非关系的历史性跨越。同时，中方加强了该论坛的后继行动机制建设，以确保各项对非洲援助承诺的落实。基于非洲受援国的现实需求，中国对非援助秉持“平等相待、维护共同利益”的原则，通过提供优惠贷款、项目合资合作等形式，充分展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

——摘编自赵金合《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特点、动因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