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医学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五行学说，藏象学说，气血学说，经络学说，病因与发病学说，病机学说和防病学说。在整体系统观和辩证论治主旨的指导下，在对疾病的现状进行周密分析的基础上，确立一套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治则，包括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摄阴阳、调整脏腑功能、调整气血关系和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六个方面，用以指导具体的治法、处方、用药。治则是指导疾病治疗的总则；治法则是治则的具体化，是治疗疾病的具体方法，如汗法、吐法、下法、和法、温法、清法、补法、消法等等。而治法中的益气法、养血法、温阳法、滋阴法都属于在扶正总则下的具体治法；治法中的汗法、吐法、下法、逐水法等，都属于祛邪总则下的具体治法。
——摘编自宋定国《国学探疑》
材料二 古希腊的医学和生物学联系在一起，他们通过解剖来认识人体结构以及生物发育过程。或许是在古希腊医学家、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的思想理论影响下，希波克拉底学派采用了四体液说：黏液、血液、黄胆和黑胆，它们是“宇宙四种元素或四根，即火、空气、水和土在身体内的表现，每种体液对应着热、干、寒和湿四种基本属性。他还强调仔细观察症状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查身体、体态、呼吸、睡眠、尿、大便、痰以及病人是否咳嗽、打喷嚏，是否有气胀和器官损伤等。治疗不仅包括食疗，而且包括洗浴和按摩，还有许多草药，包括催吐药和祛痰药。不过，希波克拉底最著名的可能是他的学派采用医誓。医誓的主要内容是永远把病人放在第一位。医誓非常详细地明确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保密关系，它在历史上为医生赢得了很高的地位。
——摘编自彼得沃森《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材料三1850年后，合信翻译出版了《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著作。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医道》中较全面地比较中西医，认为西方医学在关于人体脏腑器官的认识、诊断手法、药物炮制、外科器械等方面都胜于中医。李鸿章指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梁启超此时认为发展医学是变革图强、追求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西医者增多，学习西医的民间组织和报刊杂志在许多地方纷纷出现。
——摘编自王勇《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国古代医学与古希腊医学的相同点。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西医传播的发展情况，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优秀医者应具备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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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中国古代天子每过五年都要率领百官和侍从们去巡狩四方，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和公德。夏、商、周三代除天子巡狩外，还设有“方伯”并“受命于王”，对称臣纳贡的异姓诸侯和分封的同姓诸侯进行监察。秦汉时期巡视制度的显著特征是分层与分部巡视相结合，职权分明，各司其职，形成了多维的行政巡视体系（中央设监察机关——御史台监察地方行政，刺史分部巡视郡级行政工作，郡以下行政工作由郡国守相、县令长、乡长逐级巡视），即刺史巡视制度，用该制度监督地方要员。隋唐仍沿袭御史台制度，监察御史代表皇帝出巡地方，监察郡县，保证了中央集权的统一性。清朝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任务是“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共司监察而各有侧重。在“一台三院”的体制内，各部门职责明确，互相配合。唐朝巡视制度形式多元，分工明确，制度完备，为以后朝代所效仿。明朝的巡视制度在封建专制史上是最完备的。明成祖朱棣正式确立御史巡按例度，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六科给事中，成立六个独立的监察机关，负责监察全国官吏，评论政务，规谏皇帝。清朝沿袭明朝，由监察御史和提刑按察使共同负责对地方进行巡视。
材料二 1809年，瑞典议会认为由司法总监对行政官员的监察并没有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需要建立一项独立于政府的、监察行政官员的制度。1918年，芬兰建立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及司法监督制度。芬兰司法总监和议会督查员是芬兰政府机关中的最高监察官，他们根据宪法监督各机关及官员是否遵守法律、履行职责。这两种监察官一般由著名法学家担任，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巡视，倾听公民意见，接受和审理普通公民对官员和公务员的举报。
——摘编自王明高《国内外巡视监察制度之借鉴》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历史沿革。
（2）综合以上材料分析，西方近现代巡视制度和中国古代巡视制度存在哪些不同点?
材料一 《崇祯历书》是明代为改革历法而编的一部丛书。1629年徐光启任礼部尚书。奉崇祯帝旨，在钦天监开设西局，召集耶稣会士以及一些中国助手，着手编撰《大明崇祯历书》。此历书用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在当时欧洲非常新的但都不被完全接纳的天文知识——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等等；1634年这部被现代人称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编纂而成。之后明末朝廷已陷入动荡之中。终明之世未得实施；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呈报清延，但最终因为这部历法获罪入狱,几乎遭磔刑。从明末崇祯年间修书后的200多年，《崇祯历书》不仅没有改变中国传统天文学作为政治巫术的性质，也因为多有改基、版本变迁、印数极少早已畸零四散。
——摘编自中华助忠网《中西方科技发展比较》等
材料二 《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是伽利略撰写的一部天文学著作，于1632年在意大利出版。书中全面系统地讨论了哥白尼日心说和托勒密地心说的各种分歧，论证了哥白尼体系的正确和托勒密体系的谬误。该书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很快销售一空。1633年罗马教廷将该书列为禁书，并因伽利略宣传日心说而对其进行了终身监禁的宣判，直到1642年离开人世。此书是继哥白尼之后，对教会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新的打击，推动了科学和唯物主义的发展，是近代科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爱因斯坦说：“……正是由于伽利略看清了这一点，特别是因为他将此引入科学界，他成了近代物理学之父——实际上，也是整个近代科学之父。”
——摘编自《物理学的进化》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崇祯历书》编纂的特点，并简析编纂成功的原因。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徐光启与伽利略研究成果产生不同历史作用的原因。
材料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和日本部分教科书关于中日历史上的某些事件叙述如下：
| 日本教科书淡化了唐朝的影响，侧重于日本“始终以对等姿态与彼交往”。中国教科书则指出日本“不论政治制度，以及饮食、居处等等，没有一样不仿唐朝”。 | 关于元朝时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日本教科书这样描述：“敌人是堪称世界首强的元”“大日本是神之国”“神风骤起，敌舰大都沉没，溺死者无数”。中国教科书则对进攻日本一事略去或淡淡叙述。 | 日本教科书基本不提明代倭寇。中国教科书不仅详记倭寇为祸之事，且着重宣扬戚家军“愿替国家牺牲”的精神。 |
阅读材料，概括20世纪20～40年代中日教科书在编写上的相同做法，结合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历史发展状况，对此进行分析。（要求：观点明确，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