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刺史”即刺举不法之人。（汉）武帝时称部刺史，全国划分为十三个部（州），每部（州）包括若干个郡。每年秋八月，刺史分部州行督察，年终返京奏报；其没有常设的办事机构，走到哪里便临时设“治所”或“所止理事处”。作为中央政府派遣的监察特使，其具体职责从一开始就有明文规定，即“六条问事”。对于郡国诸侯王的行为一经查出有违法之处，便可奏报皇帝；其不察小吏，专察大吏，不光举劾奏报，还可以贬退大吏。刺史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地位并不高。属下大夫，待遇也不丰厚，每年秩六百石，但刺史所监察的对象却远远高出自身的地位，以监察二千石的官吏（地位相当于郡守，即地方最高职位）。
——摘编自窦重山《浅论刺史制度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
(1)根据材料，概括汉武帝时部刺史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汉代刺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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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下表是根据《隋书》统计，隋文帝、炀帝两朝有共61次的谏议记载。
| 皇帝 | 谏议记录 | 纳谏结果（次数或件数） | 备注 | |||
| 纳谏 | 拒谏 | 结果不明 | 纳谏率 | |||
| 隋文帝 | 43 | 36 | 5 | 2 | 84% | 事关治道、用人、边疆、移风易俗等内容均与采纳 |
| 隋炀帝 | 18 | 7 | 10 | 1 | 39% | 事关征辽东、巡幸江都、平定农民起义等基本拒谏 |
——摘自晁中辰《中国谏议制度史》，244~245页
材料二 唐代读官所用之纸是专用的，时称“谏纸”，且有“月给谏纸”的制度。正如官员月给俸禄一样，谏官也要“月给谏纸”。唐代谏官“上封事”，也基本上以一月为单元。唐肃宗《令谏官言事制》云：“所设谏曾，欲闻讽议，充制从绳之望，须成削稿之书。其谏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陈时政得失。若不举职事，当别有处分。”代宗亦要求“谏官每月上封事，无所回避”。
——摘自傅绍良《唐诗中的“谏纸”“谏书”“谏草”与唐代谏议规范》
材料三 在唐代相对开明和开放的政治环境下，讽喻诗使被唐代诗人应用得“前无古人”。因而，也具有了明显的“谏言”性质。之所以这样说，不仅因为唐代文人不是在事后利用诗歌做一些亡羊补牢式的无力嘲弄，而在于他们在事态萌发之前就能一针见血地指陈政治得失；不仅在于文人们基于职司、言责谈得失、明体用，而且在于几乎整个诗坛都弥漫着“经世致用”的风气，白居易曾强调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正体现了唐代的诗歌风貌。
——摘自程遂营《唐代文人的“言谏”与“诗谏”》
(1)根据材料一，指出隋代文、炀二帝在谏议政策上的主要差异。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月给谏纸”制度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唐代“诗谏”盛行的主要原因。
(3)结合上述材料，谈谈对封建王朝兴衰的启示。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伴随着国家治理的实际需要而不断加强，最终形成在中国本土法文化的土壤中诞生的中国古代监察法制。
秦统一以后，建立了御史府，御史大夫参议国之大政，主要职掌察举包括丞相在内的百官行为，纠举和弹劾违法犯罪……汉武帝时把全国分为十三个州作为监察区，每州设一名监察官刺史负责监察。刺史级别不高，官秩不过六百石，但巡察代表中央，可以监察二千石地方长吏和豪强势力。
唐朝在御史台下分设台院、殿院、察院，统辖诸御史。御史大夫“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唐朝以“道”为监察区……临时派出监察御史，其有奉敕特使的性质，或者定期巡视。
为了巩固皇权，明朝洪武年间，废御史台三院制为都察院一院制，使监察权力更加集中……全国十三道监察区每道设置监察御史，在组织系统上监察御史虽然隶属于都察院，但却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断”，不经都察院，只对皇帝负责。
清袭明制，都察院仍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清朝的封疆大吏总督和巡抚办构成地方监察机构，这些封疆大吏不仅总揽一省或数省的军事行政司法大权，同时兼有监察地方之权。
——摘编自李青《中国古代监察机构的演变及其改革的经验教训》
材料二 到19世纪，在中小资产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英国议会又历经三次议会改革，健全议会监察职能。议会监察，是西方现代监察体制的核心，最具权威性与代表性，议会监察，是“民意代表机关”对政府施政、财政，人事等其他法定项的监督检查，包括：同意、纠正、纠举、弹劾、审计，以及为完成这些任务所必须的质询、视察和调查、投不信任票等事前防止、事中纠正和中止、事后惩戒和救济等监控规程。……在此基础上，英国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又相继成立了各种不同的监督机构，构成了一个多行业、多地区、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督网络，以教育、防范、惩处为手段，以保护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巩固政治权力为目标的反腐败机制。
——摘编自张恒《英国监察制度：在漫长曲折的道路上逐步形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比较，英国近代监察制度有何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今天中国监察体制改革的启示。
材料一 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政治方面，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一方面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国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 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虽然它仍然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但它首先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其次规定不经议院议决，君主就不能颁布法律，“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在传统的监督体制中,监察机构独立承担着整饬吏治的职责。近代逐步确立了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电台等新式传媒工具的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解除了。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出现了松动,人们第一次可以合法地指陈时政,议论国事。同时“党禁”的解除使得政党政治第一次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些新生事物为中国法律监督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刘双舟《简析我国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晚清中国监察制度的主要变化并分析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监察制度建立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