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官的设置源于先秦时期。自秦汉历唐宋至明清，御史由所属机构多变动、仍身兼他任的监察官，发展成机构完全直属皇帝、专司监察的官员。隋唐以后，御史监察机构一般不接受任何一级行政部门长官的指令，行使监察权也不受其干预。御史弹劾、谏官言事常可以不经过本部门长官而直接上奏皇帝。汉御史秩皆六百石，隋唐御史都在六品至八品之间，明代御史和给事中均为七品，清代提高到五品。监察官员的选任有品质、年限、出身等诸多要求。御史制度是上对下的监察纠禁，谏官制度是下对上的匡正建议，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起着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

——宿志玉《中国古代御史、谏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材料二   不返本开新，不接续源头活水，综合创新便会食多不化，推陈出新就会迷失方向；不综合创新，不引进众家异说和外来文明，返本开新便会泥古不化，推陈出新就会乏力苍白；不推陈出新，不致力内部创造，返本开新就会徒说空话，综合创新也会主体不明。因此，“三新”之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则儒学的继承与创新庶几可以顺利进行。

——牟钟鉴《儒学继承与创新的三种途径》

材料一：依据史实，学者对近三百年的唐朝171起进谏事件做了统计，纳谏者114次，进谏成功率为68%，从进谏数量与纳谏的成功率来看，太宗朝均首屈一指：进谏37起，魏征“所谏前后二百余事”（《贞观政要》），达数十万言，均能切中皇帝之失。进谏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生活等诸多方面，有些更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例如，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宣布长孙无忌、房玄龄、李靖等十余人为各州刺史，让他们的子孙世袭，绝大多数朝臣包括谏官，都坚决反对，李世民终于改弦易辙。

——王春瑜《唐代监察制度特色》

材料二：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议会内阁制的形成，英国议会的质询事项日益增多，逐渐形成了质询制度，并为其他议会内阁制国家所采用，它除了质询者和被质询者之间的问答之外，往往构成议会的议题，产生议会辩论，并可能导致议会对政府提出信任与否的表决，从而导致政府的危机。正如英国法学家詹宁斯所说：“一个议员无论是想要纠正一件错事，还是想要攻击哪个大臣，提出质询的权力总是重要的。它迫使各部在它们的行动中谨慎小心；它能防止一些小小不公平之事，这些事情是如此普遍地和官僚主义连在一起的；它迫使行政人员去注意个人的不平之鸣。”

——《西方发达国家议会监督制度探析》

材料一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诏贤良曰：“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元朔元年冬十一月，有司奏议曰：“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摘自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

材料二 隋唐五代是中央监察制度的长足发展阶段。御史在秦汉隶属于少府，魏晋南朝隶属于内省。隋初，御史“依旧入直禁中”，炀帝大业年间“始罢御史直宿”禁中之制。自此，御史完全脱离了宫禁，成为相对独立的中央专职监察官。隋炀帝还精简门下省机构，把城门、殿内、尚食、尚药、御府等五局从门下省中分离出来，使门下省逐渐成了掌“省读奏案”的封驳机构。隋朝除御史台之外，增设司隶台和谒者台，与御史台合称三台。御史台负责监察中央官吏，司隶台和谒者台监察地方。

——摘自贾玉英等《监察制度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