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超出了旧的经济制度所能够承载的范围；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新式学堂纷纷建立，新式出版机构与介绍西方知识的图书增多。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仅靠教化的作用和世道人心的固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洋务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所采取的解决之道，客观上越来越背离儒家的治国之道，虽说洋务派非有意为之，但它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国传统的一元文化模式逐渐解体。
——摘编自齐艳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文化基础研究》
材料二 康有为努力改革的中心目标是以西方为主要模式，以救济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学术思想的改变。方法是按照近代西方的样板，以缓进的步调，使古老的中国传统进入近代世界的价值系统。中国的专制必须结束；但考虑到政治发展的阶段，它必须先经过君主立宪制的中间阶段，然后才能达到完全的民主。落后的农业经济必须改为工业经济；私有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化，才是其原动力。在近代生活方式到来之前，必须先有社会与思想上的准备；但本土文化中的有效因子不能一扫而光。
——摘编自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一元文化解体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的学知识，指出康有为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并评价康有为的维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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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傅立叶在1827年所著的《新世界》一书中提出，社会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蒙昧时期属于生产活动以前各个时期，宗法时期是小规生产，野蛮时期是中等生产，文明时期是大规模生产。他把人类社会发展视为不断的上升序列，并辩证地预言每个社会在走完它的年富力强的历程之后，会进入生气勃勃的新社会。他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即文明制度）已进入壮年时期，为进入下一时期（即保障制度）创造了条件，而更高级的和谐制度才是最美好的未来社会。对傅立叶的历史观，恩格斯予以了高度评价，并指出：“傅立叶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则由于摩尔根而显示出它的全部天才。”康有为的《大同书》始作于1884年，成书于1902年。关于此书的写作，他说：“吾为天游，想象诸极乐之世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亡，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他从儒家公羊学派的三世说中演绎出一种新的历史观，勾画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轨迹，即三世由低级到高级有序递进。其中，据乱世是尚农之世，升平世是大工大商大农之世，太平世是天下为公大同之世。此即农业覆盖的封闭乡村、大工业主宰的机器世界、一切产业属于公有的一统天下。他认为据乱世“各国有帝王、君主位号、权力”，帝王权力是专制的，国内等级森严，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合一的封建专制社会；升平世“各国立法权虽归各国”，而各国立法权“归公政府上下议院”，这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的资产阶级国家；太平世则已经取消国家，“无国，无君主，亦无兵，无兵权”的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
——摘编自何金彝《傅立叶＜新世界＞与康有为＜大同书＞之比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傅立叶和康有为作为“真正的文化英雄”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新世界》与《大同书》产生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创立社会发展理论应该包括的要素。
材料一：“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魏源《海国图志》
“所谓格致之有益于人而可施诸实用者，如天文、地理、算数、几何、力艺、制器、化学、地学、金矿、武备等，此大宗也。”
——徐寿：《格致汇编序》
“（西学）学问之种类极繁，要可分为二端。其一，形而上学，即政治学、生计学、群学等是也；其二，形而下学，即质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全体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是也。吾因近人通行名义，举凡属于形而下学皆谓之格致。”
——梁启超：《格致学沿革考略》
（西学）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严复《原强》
“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立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
材料二：“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
——清朝湖南巡抚王文韶
“晚近更有一种自居名流，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实窃我中国古圣之绪余”之类的说法，‘令人呕哕’”。
——严复《救亡决论》
材料三：“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
——陈独秀《答佩剑青年》
“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
问题
（1）根据材料一，概述近代中国对西学认识的演进历程。
（2）根据材料三，概括陈独秀与梁启超对中西文明态度的差异。
（3）基于上述材料，你如何评价近代中国对西洋文明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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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1896年，梁启超曾说，“今夫五洲万国之名，太阳、地球之位，西人五尺童子，皆能知之”，而中国即使“近今之通人”也知之甚少，其中原因是“书之备与不备也”。他说：“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而“西国一切条教号令，备哉灿烂、实为致治之本，富强之由。今之译出者，何寥寥也？彼中艺术，日出日新，愈变愈上，新者一出，旧者尽废。今之各书译成，率在二十年前，彼认视之，已为陈言矣。”因此，他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着欲自离，臆度读西书为功。”
——据《饮冰室合集》
（1）根据材料，概括梁启超对引进西学的认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梁启超引进西学主张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