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 年）英国的物价急剧上升，大量穷人、乞丐和流浪者因饥饿而死，社会秩序动荡混乱。面对这一危局，当时的英国政府针对物价出台了一系列干预和遏制政策，而立法作为一种重要的价格管制工具得到了充分运用，尤其是王室敕令这一法律形式更是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据统计，当时共有30项救今针对食物、肉类、糖类、啤酒花、酒类（含法国酒）、弓箭盔甲6类商品的价格制定了官方最高限价。鉴于伦敦作为全国政治和经济中心的重要地位，都铎政府对伦敦市的价格管制高度关注。为保障物价管控效果，都铎政府严惩违抗限价命令的地方官员。这些举措为都铎王朝时期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营造了较为有利的环境。

—-摘编自柴彬《英国近代早期的物价问题与国家管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价格机制作为市场体制机制探索与改革的关键，其变化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与改革同步同频。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类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由政府统一制定、集中管理，行政计划成为定价和调价的基本方式。至1997年底，在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国家定价的比重由1978年的94.4%下降至15%以下;在工业品出厂价中，以市场价格进行销售的比例已占96%以上，市场形成价格机制正式建立。与此同时，以价格监测体系为主的价格宏观调控体系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价格法律体系也在此时初具雏形。截至2018年底，中国政府相继制定和实施了60多部与《价格法》配套的法规;全国共查处价格违法案件1170万件，实施经济制裁达696亿元，进一步规范了企业的价格行为，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摘编自陈兵《新中国70年价格机制运行的基本经验与改革路向》

材料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让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找到了正确道路，但如何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却需要实践与创新。1922年中共二大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推动了后来国民运动的蓬勃兴起。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毅然决定将队伍带到农村山区建立落脚点，最终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在此期间，通过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确立了“政治建军原则”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国的入侵，党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抗战期间，毛泽东针对“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进行批驳，提出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全面抗战路线。毛泽东还撰写了多篇著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解放战争期间，党又着力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推翻腐朽的蒋家王朝。

——摘编自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简史》（2021年版）

材料二：“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逐步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工作方针，这最终促使了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努力使国家政治文化生活回到正常轨道上来。从中央到地方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全面展开，为300多万名干部恢复了名誉。1977年的寒冬中，中断十一年的高考得到恢复，近600万考生怀揣着久违的梦想迈入考场。与此同时。“包产到户”让上亿农民终于解决了温饱问题；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铺开，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国有企业进行了扩大自主权的试点，越来越多的“个体户”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街头巷尾。深圳成为了对外开放的排头兵：由一个落后渔村变为崭新城市。在祖国的南疆，人民解放军实施对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有效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安定的环境。

——摘编自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简史》（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