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一   据初步统计，出土战国铁器的地点见于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宁夏、新疆、湖北、安徽、四川、云南等23个省、自治区。秦、楚、燕、齐、赵、魏、韩的广大地区都有铁器出土。战国铁农具的种类很多，有铧、锄、铲、耙等。河南洛阳战国粮仓出土铁农具72件，辽宁抚顺莲花堡燕国遗址出土铁农具近70件。就铁农具种类而言，基本上能适应开垦、耕翻、除草、收割等主要生产环节的要求。

——摘编自李健民《战国时期铁农具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史料二   明清时期人口大幅度增加的过程中，牛耕大量退出，唐宋时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江东犁，到明清时期已被铁搭取代。铁搭用人，而江东犁用牛。《天工开物》记载：“吴郡力田者，以锄代耜，不藉牛力。愚见贫农之家，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注：铁搭，农具名，有4至6个略向里弯的铁齿，用于刨土）

材料一   “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本）业，事商贾，为技艺，为避农战……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

——摘编自《商君书》

材料二   汉初修养生息，统治者短暂弛商，很快出现“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随着商业资本膨胀，“以末致财，用本守之”观念盛行，富商购买土地导致土地兼并严重；商业发展诱发逐利之风盛行，社会风气日趋恶化；“背本抑末”严重威胁着封建国家经济基础，破坏了社会稳定国家安全。贾谊全面阐述了重农抑商政策，在《仑织贮疏》中，他对国家粮食充盈在攘外安民中的战略作用作了系统分析，肯定了粮食对规范礼制和提高道德水平的促进作用。他提倡统治者“勿夺农时”保证本业生产；建议政府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提出““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同旷，谊发展了范蠡、李悝国家控制商品价格理论，通过规范价格、调节商品供应量和市场需求量的手段，作抑商实践。

——摘编自《西汉前期“重农抑商”思想、政策及实践研究》

材料一   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飞跃，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广大荒野、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随着荒地的不断开辟，公田之外的私田不断扩大，数量超过了公田。“私田”……没有一定的规格，可以买卖、交换、抵押，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向国家交税。这使得农民增加了在“私田”上的兴趣，而不肯尽力于公田，导致公田日益衰败。

——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   魏初风俗至陋……迁都之后，于革易旧俗，亦可谓雷厉风行……民族根底，莫如语言，语言消灭，未有不同化于他族者。孝文以仰慕中原文化之故，至欲自举其语言而消；灭之，其改革之心，可谓勇矣。

——摘编自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材料三   隋唐与魏晋南北朝时民族交融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频繁的民族迁徙，没有各族之间的争战、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各族之间的同化、融合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是在统一政权下内地汉族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政令、措施，逐渐同化、融合周边各族，或周边各族与邻近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自然融合；汉化仍然是隋唐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

——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