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代循吏基于“以教为治”的儒家思想和“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通过道德教化、发展教育、整顿风俗的方式将儒家“礼治”和“德治”理想付诸合理且有效的实践。在循吏的信念中，教化作为“治道”途径，被视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他们除了注重通过学校进行知识传播和意识形态教育外，也关注在人伦日用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向下渗透儒家的社会理想和国家的政治意志。这种治理模式以其弥散性和渗透性，收获了寓教于治、以教化政、以教导政的良好效果。
——摘编自李雅雯《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材料二 宋代人口流动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宋代有着强烈的保富意识，重视富裕起来的商人阶层。宋儒提出“四民皆本”的思想。宋代政府改变唐代限制贸易的做法，鼓励商业发展，打破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的禁令，使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政府还制定法律，对勒索商人的官吏进行惩罚。如果“留滞（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轻者徒一年”。宋代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造就了中国古代商人的黄金时期。
——摘编自李华桑等《宋代社会治理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推行循吏治理模式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社会治理上的新变化及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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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两宋时期,随着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造船术的突飞猛进以及罗盘针的使用,我国瓷器、丝绸等商品畅销南洋等地，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海上贸易十分繁荣,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海商群体。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发布诏令“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两宋政府在主要通商口岸设置了“怀远驿”“来远驿”等机构以接待外国客商。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阁婆(爪哇)、占城、勃泥(加里曼丹)、麻逸、三佛斋(苏门答腊)诸蕃并通货易”。
——摘编自金亮新《宋朝经济立法探析》
材料二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大量的洋货源源不断地输入厦门。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厦门外贸市场首先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势力占据优势地位。甲午战争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宣告最终解体。随着日本强占台湾地区及世界经济体系结构的不断变动,中国东南沿海以香港、台湾等地区为中转基地，与东南亚各国和地区以及日本等国和地区进行贸易,初步形成了跨国界的地域经济圈。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关注厦门的开发并不断汇款回国,使厦门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不断发展。
——摘编自 刘梅英《从厦门近代外贸市场的嬗变看地域经济圈的重要作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及特征。
（2）根据材料二,指出近代以来厦门外贸市场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宋代，城镇数量大幅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中工商业从业者增多，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层出不穷，导致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商业城市转化。与此同时，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溃而有重大改观，临街设店的近代型城市风貌已初见端倪。更值得重视的是，宋代已经出现了少量的生产性工商业城市，如浙东金华可以认为是纺织城镇，余州附近的利国监可以视作冶金城镇，还有常聚十余万矿冶工匠的江西铅山场、广东冬水场亦属矿冶城镇；四川井研县亦有数万井盐工匠，可谓盐业城镇。
﹣﹣摘编自葛金芳《经济变革与宋代工商业文明的加速成长》
材料二：由于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还是封建性的，虽然从外国搬来了机器设备，办了资本主义企业，但社会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却完全是为封建阶级服务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创办人，除了商人和买办外，绝大部分是地主和官僚，非朝廷命官，即地方士绅，总之都是封建制度的代表人物。在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中的“商”，并不是普通商人，而是有官僚身份的大地主大买办和特权商人，并都是与洋务派官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尽管如此，仍然是大官压小官，大鱼吃小鱼。如投资上海织布局的郑观应、龚寿图、蔡鸿仪、经元善等人都是三品以上的大员，而仍不免为李鸿章所宰割。
﹣﹣摘编自李宝珠《论障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原因﹣﹣傅筑夫教授的谈话追记》
材料三：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热潮是从农业领域开始起步的。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首先表现在农田水利建设上。那一年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显著，不少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植树造林、改良土壤、社办工业和修建农村公路等各项建设，也取得了累累成果。粮食和其他农 作物的产量明显提高。但随着“大跃进”的不断升温，在层层提高生产指标和批判右倾保守 的压力下，很快刮起虚报产量的浮夸风。由于虚夸不真实的统计，造成农业大增产的假象，使人们头脑越来越热，导致决策上出现一系列严重失误。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城市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因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大跃进”时期中国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就及其失误。
材料一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新航路开辟以后）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 斯塔夫里阿诺斯（美国）《全球通史》
材料二 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作坊的职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至康熙六年（1667）缺机1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张。“家杼轴（纺织）而户纂组（编织），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
—— 摘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三
（1）据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宋朝“商业革命”的主要表现。应怎样理解宋代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明清之际江南手工业发展的特点。
（3）材料三反映的经济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获得初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又迎来“短暂的春天”。归纳指出其在上述两个阶段发展的共同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