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是表述西方文明输入中国的裁略语。其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艰难探索和吸收过程，大大加快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材料三   鸦片战争以后，受到西方的影响刺激，中国人开始对西方的历史产生兴趣。西方史学著作的翻译，早期有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莫维廉的《大英国志》，这些译著也影响到中国人对西方历史的研究，如魏源的《海国图志》、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但历史学本身的转变，则要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受到西方民族主义史学影响，主张为国家国民社会而非朝廷的新史学。西方19世纪盛行的实证主义史学，也在此时传入，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也影响到史学界。到了民国初期，这些史学思潮逐渐落实于史学界，史学家们开始用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方式撰写中国史，中国现代史学逐渐形成。

中国传统史观是一元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是静态的，是以古代为尊的。但受到西方新的历史知识的影响，不得不承认西方亦有一自成系统的文明，甚至如古埃及年代更早于中国。而进化观念的传入，根本上改变历史时间的观念，由静态变为动态，由视古代为最理想的社会，逐渐接受文明逐渐进步的想法。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化》

材料一   《海国图志》中的许多论述已经超出一般的海防范畴，而把眼光放到了整个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魏源在《海国图志》卷首开宗明义说明，此书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提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他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通过对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指出:“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必使有可畏怀，而后俯首从命。”国家之间的较量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军事实力的对抗。他说:“使人不暇顾廉耻，则国必衰，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因此，更确切地说，该书反映了魏源的国家安全观。

——摘编自亦真《<海国图志>与魏源的国家安全观》

材料二   美国安全思想和理论的主要阐述人是保罗·尼采和迪安·艾奇逊等人。1947年7月“国家安全法”通过后，“国家安全”的地位迅速攀升，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审议过程中位居“绝对压倒一切”的高度。1950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一68号文件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大宪章”，“战略思维”成了政府一级官员们讲话的时髦方式。此时，“国家安全”正式成为日益重要的美国安全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因素联系非常紧密，以致于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安全问题与外交问题实为一回事。在70年代初之前，美国的国内安全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其国家安全多表现在对外政策上，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此后，特别是1971年美元贬值后，对美国统治者来说，传统的敌友观已不再是国家安全中首要的内容，经济等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逐渐占据国家安全的核心地位。

——摘编自孟庆龙《美国国家安全思想和战略的演变》

材料一：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东来，中西文化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和碰撞。为配合资本主义扩张，传教士欲将西方伦理价值强加于“异教”文明的中国……尽管其宗旨是希望将中国基督教化，但也从客观上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利玛窦就是一个推动中西文化平等交流的关键人物。他推行学术性的传教与倾向于士大夫的策略，以天主教“合儒”“补儒”希望进而达到“超儒”，利用儒学经典和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相结合起来作为传教方法，赢得中国统治者和士大夫的支持。在传教士的努力下，明末清初中国曾一度出现学习“西学”的热潮，并在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数学、音乐、语言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由于基督教在很多地方有悖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因此在传教过程中出现了“礼仪之争”。1700年，康熙宣布禁教，驱逐传教士。……乾嘉禁教之后，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已成定局，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运动终未酿成社会大潮。

——据骆利红《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论述》

材料二：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列强取得了在华传教、设学堂、开办医院的特权.晚清西学传播进入新阶段。中国知识分子主动了解、吸收西学，参与译书工作，这一阶段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科学著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京师同文馆的创立，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声光化电为重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开展，对西学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各地遍布新式学校、创办形形色色的报纸杂志，甚至政府创立译书机构，翻译大量的西方书籍，西学影响逐步进入基层。戊戌变法后，革命运动兴起，留日热潮骤起，社会科学类书籍大量被翻译传入中国，其中多有介绍西方政治制度、日本变法等内容的书籍。

——据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