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98年,康有为在《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向皇帝提出脱去长袍马褂改穿新式服装。在强调“与欧美同俗”的同时指出必须改革中国褒衣博带的服饰传统。他提到:“然以数千年一统儒缓之中国褒衣博带,长裙雅步而施之万国竞争……诚非所宜矣。”这一举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思想启蒙。
材料二 中山装是孙中山先生服饰改革思想的典型体现,其基本思想为:“博采西制,加以改良;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中山装的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因其口袋的对称性,给人以凝重,持重,庄重之感。三个袖扣象征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而门襟的五个纽扣则象征五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衣袋上的四个纽扣象征人民拥有的四权,选举,创制,罢免,复决。袋盖的倒山形样式则代表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中山装虽取材于外来服饰样式,却是一种将外来服饰改制成功的典型,因符合中国的国情与审美风格,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至今仍被国人穿用,成为中国国服男装的代表。
——上述材料摘编自《西风东渐与都市主流服饰文化变迁(1898—1927)》
(1)根据材料一,概括康有为的服饰观,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孙中山服饰观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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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1】近代教育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相互作用、相互推动。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设置了一大批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学校,如京师同文馆(1862年)福建马尾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1866年)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武备学堂(1895年)和南京陆军学堂(1895年)等。
——白莉、汪刘生《中西文化冲突与教育价值取向》
材料二 梁启超认为:“今时局变异,外侮交迫,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他还具体指出,“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他所注重的“中国经史大义”……实际上是经过康有为改造,并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的“公羊春秋”学说。(时务学堂)培养的大批人才如林圭、李炳寰、蔡锷、唐才质等,有的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坚,有的则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骨干。特别是它促成了湖南各地新式学校的设立和书院制度的改革。
——《长沙时务学堂:开湘学之新风》
材料三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材料四 准此以定中国教育之方针,教于斯,学于斯,吾国庶有起死回生之望乎?依此方针,说其义于下方:(一)现实主义。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信斩焉。(二)惟民主义。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三)职业主义。现实之世界,即经济之世界也。……今之教育,倘不以尊重职业为方针,不独为俗见所非,亦经世家所不取。盖个人以此失其独立自营之美德,社会经济以此陷于不克自存之悲境也。
——摘编自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1915年)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指出洋务教育的进步与不足,并据此概括其特点。
(2)据材料二,指出时务学堂在教育观念上的重大突破及其积极影响。
(3)据材料三,概括指出当时北京大学的办学宗旨。据材料四,概括陈独秀主张的教育要义。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近代教育发展变化的认识。
材料一 曾国藩说:“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中国近代现代史》(上)
材料二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梁启超《变法通议》
材料三 “近时志士,舌敝唇枯,唯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昆,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革命……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孙中山
请阅读材料后回答下列问题
(1)三派主张有何共同点,又有何差异?
(2)他们是如何把自己的主张付诸于社会实践的?
(3)这三派力量的社会实践结果给后人留下了怎样的历史教训和启示?
材料一 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推动下,1872—1875年,清政府分四批共派120名(广东84人,江苏20人,浙江9人,福建4人,安徽2人,山东1人)幼童到美国留学,主要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李鸿章、沈葆桢还促成清政府于1885年三次派遣以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为主体的留学生赴欧洲诸国留学,主要学习造船、驾驶、兵技等。学生出洋后,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还要集中学习圣谕广训。
——《中国近代赴欧美与赴日留学教育比较分析》
材料二 清末新政开始后,留学政策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并由此得到推广。190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命令各省督抚仿照江苏、湖北等省做法,选择文理明通之士出国留学。同时,自费留学生如学成获得优等文凭回国,准照官派留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和派用。当时清政府认为欧美各国道远费重,即不能多往,而日本则断不可不到。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到1905年底达到8000余人的规模。在当时留日学生中,速成科占67%、普通科30%,高等专科入学者3%一4%,进入大学者仅1%。清政府1907年发布上谕:(留学生对)国家要政任意要求,不考事理,肆口诋其,以至无理愚民随声附和,奸徒游匪借煽惑,大为世道人心之害。
——据《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1)根据材料,概括19世纪后期留学教育的特点,并指出20世纪初留学教育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初赴日留学热潮出现的原因,并指出留学教育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将“大同”社会视作一个逝去的理想型社会。《礼记·礼运》如此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
材料二:孙中山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下面是1924年孙中山发表的有关民生主义的言论:
行这种方法,就是用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行这种税法,就可以令国家的财源多是直接由资本家而来。资本家的入息极多,国家直接征税,所谓多取之而不为虐。从前的旧税法只是钱粮和关税两种,行那种税法,就是国家的财源完全取之于一般贫民,资本家对于国家只享权利、毫不尽义务,那是很不公平的。 |
“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 |
——摘编自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
材料三: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更加公平公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摘编自姜辉《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原则和现实途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概括儒家提倡的“大同”社会的特点,并分析其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理由,并分析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新中国以来“共同富裕”思想的认识。
材料一 在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里,中国以中世纪的武器、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社会来对付近代化的敌人。战争以严酷的事实暴露了这种差距,促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比较中思考。……这一代中国人是从地理学开始去了解西方的政治、社会、历史的。地理学中寄托了他们经世匡时的苦心,并标示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端。可惜的是,在当时,对这些意在醒世的著作予以最大注意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日本社会因炮声震摑而惊醒,中国社会却在地声沉寂后又昏昏睡去。
——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直至1906年,留学日本的学生数量达到13000人。留日的学生不仅把大量的和西方译著介绍到了中国,而且在一些关键的学科方面也借用了日语的一些术语,如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晚清的新教育体制和大多数教材都是模仿日本而设置的。1902年至1904年,译著中来自日本的占全部573篇著作的62.2%,而来自英国的减少到10.7%,美国的占6.1%。在573部译著中,社会科学占25.5%,历史和地理占24%,自然科学占21%,应用科学占10.5%,哲学占6.5%,文学占4.8%。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1)阅读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鸦片战争前后有关地理学的著作两部。并简要指出这些著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2)依据材料二,概括指出20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这些新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墨子(约前479年——约前381年)是墨家学派创始人,其著作《墨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总结了力学、光学、几何学等多种自然科学知识,最早解释了小孔成像的科学原理。墨辩和印度因明学、古希腊逻辑学并称世界三大逻辑学。
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曾创办吕克昂学园(Lykeion)。他几乎在每一学术领域都有研究,著有《工具论》《物理学》等科学著作,最早论证了大地是球形的。创立了形式逻辑学,提出著名的三段论。英国科学史专家贝尔纳曾说:“现代科学是直接从希腊科学导来的,并由它备下了一个大纲、一种方法和一套语言。”
材料二 在黄宗羲那里,改变君权过重,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羲,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三 在近代文明的转型中,世界力图“改变中国”,而我们不能只是仇恨和愤怒,我们不能狭隘地站在爱新觉罗家族政权的立场上,而是应该站在文明中国的立场上。“清代中国”需要改变,封闭和孤立的,腐朽和没落的,我们自己也在内部改变,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无论是李鸿章、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尝试利用各种方法,内部改变着“清代中国”,不断催生着一个崭新的中国。
——据【裴钰《改变中国》】相关内容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墨子和亚里士多德在科学贡献方面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清时期儒学“新开拓”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依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在近代文明的转型中促使中国“内部改变”的指导思想分别有哪些?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在“改变中国”过程中有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