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材料二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是当时欧洲最关心中国的哲学家，而且他和来华传教士有着直接接触和联系，他写了《论尊孔民俗》的重要文献，晚年还写下了其哲学生涯中关于中国研究的最重要文献《中国自然神学论》。从思想而言，中国思想在两个关键点上是和莱布尼茨契合的；其一，他对宋明理学的理解基本是正确的，尽管他并没有很好的看到宋明理学中“理”这一观念的伦理和本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但他看到理的本体性和自己的“单子论”的相似一面；其二，他从孔子的哲学中看到自己“自然神论”的东方版本。……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的中国纪年，在欧洲出版后引起了思想的轰动，中国的这些纪年彻底动摇了中世纪的基督教纪年。《风俗论》是伏尔泰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伏尔泰第一次把整个中国文明史纳入世界文化史之中，从而打破了以欧洲史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观。如果中国的历史纪年是真实的，基督教的纪年就是假的，梵蒂冈就是在骗人，欧洲的历史也就是一部谎言的历史。

——摘编自张西平《18世纪的“中国热”告诉我们什么？》

材料一   1652年咖啡传入伦敦，到1663年伦敦有80多家咖啡馆。咖啡馆首先出现于城市中心，一开始就成为社会精英的聚会场所，是商业信息的来源，是文学素材和灵感的源泉，也使人们在共同话题的探讨中交上志趣相投的朋友。到18世纪，咖啡馆也成为中下层民众的会所。因为共同的兴趣和地位，英国咖啡馆分化为文学交流、学术和科学交流等各种咖啡馆。17—18世纪的英国“报刊革命”中，报刊涌入咖啡馆，作为书报阅读之地，咖啡馆对顾客的恶行有严格限制。

——摘编自张佳生《从啤酒馆到咖啡馆：近代英国公共空间的文明化》

材料二   咖啡馆在近代上海城市生活中承担了复杂的社会功能。咖啡馆最初为适应外侨休闲和聚会而设立，在建筑装饰和品饮方式上都体现了异域特色，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生活方式的窗口。随着咖啡馆的发展，它逐渐成为上海市民多维活动的公共空间，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炫耀性消费、商贸洽谈和政治谋划的舞台。上海咖啡馆在近代发展中形成了规范营业和协调矛盾的同业公会，政府也通过对咖啡馆价格、营业时间等方面的管理将政策推行到市民的日常生活。

——摘编自陈文文《1920—1940年代上海咖啡馆研究》

材料一 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现代科学高速发展冲击了传统的基督教世界观，殖民活动也将世界各地的巫术文化传播到欧洲本土。幻象、灵魂显现、预知梦、诅咒巫术等，一时间都成了热门研究对象，物理、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新生概念均被用来提供解释。“灵性复兴”并没有走上科研道路，而是以道德重建为己任，试图利用超自然力量，抵抗科学的腐化作用，让人们不至于在现代化工业发展中异化为机械。1864年，法国唯灵主义者阿郎·卡戴克表示，“唯灵主义的目标是通过对于上帝的良善、博爱的团结的信仰来教化大众”。不过，西方灵学最终还是在心理安慰领域大放异彩：一战爆发后，绞肉机式的伤亡严重冲击了欧洲人的心灵，人们纷纷用通灵术与亡者沟通，以获得心理安慰。

——摘编自何必《一场被遗忘的救国运动》

材料二 中国灵学是在西方影响下出现的，但又不同于西方。中国灵学家自觉渗入了固有的“天人感应”“修道成仙”、“灵魂不灭”等根深蒂固的观念意识，以及“求鉴”、“招神问鬼”等源远流长的民间迷信方式。1916年留学生在日本组织的“中国精神学会”，以及国内的盛德坛和灵学会，即是中西结合的产物。他们出版了《灵学丛志》，“专研究人鬼之理，仙佛之道，以及立身修养种种要义”，并狂言所谓“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正是在他们的鼓吹之下，各种名目不一而实质相同的民间迷信团体纷纷出笼，南北呼应，风靡一时。民国大老黎元洪和洋人庄士敦都是此道中的热心人物。就连受过近代教育的哲人严复也为之辩护。

孔教会和灵学会，前者代表了圣道后者代表了神道。它们的出现和存在说明：在新陈代谢的历史进程里，最落后的东西又总是最顽固的东西。落后通过曾经先进的人来表现自己，才有分量，才有权威性。这种复杂性往往深藏在不易察觉的历史深处。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