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包揽太多，同志太孤，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
———康广仁《致易一书》
材料二：光绪帝下谕旨取消各衙门堂官对司员士民上书的审查权后，短时间内上书次数猛增至三百多人次。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了解公文程式，开出了长长的救时方，建策往往同时包含军事、政治、外交、社会、财政等诸多方面。然而，正是他们的参与，使得戊戌变法有了更大的展开面，波及更多人的内心。方案种种，对策多多，却没有一条清晰的改革思路，对彼得、明治的模仿也只能是外貌，而不详其真精神。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导致戊戌人士“同志太孤”的主要变法措施，并说明变法难以推行的原因。
(2)据材料二，指出百日维新中的主要举措。分析这一举措在实施中暴露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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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蕴含的民族思想建立于儒家“大一统论”的理论基础之上。他将六个少数民族史列传纳入到“七十列传”之中，这种视各民族为一体的做法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司马迁还表达了他所处的西汉中期的历史学观念，体现了史学的时代精神，提出“见盛观衰”“承弊通变”，将史学看作探究世界的一种方式，希望在历史研究中得出国家兴衰的一般规律。换言之，他认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可以发现“通变”即“治乱兴替”的一般规律。
——摘编自张士民《中国史学思想和历史书写特点刍议》
材料二 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写道：“史学者，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面对西方史学的发达以及日本学术界对西方史学的重视程度，梁启超认为中国史籍虽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却陈陈相因，原因在于“旧史学”造成人们“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他力主摒弃传统的以帝王称号为纪年的方法，设想“惟以孔子纪年之一法，为最合于中国”。关于中国历史不同发展阶段，梁启超主张以考古学和人类学理论为依据作相应表述，将中国历史发展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阶段。梁启超的思想将散于各方的势力聚拢起来，掀起了新史学思潮，震动了当时史学界。
——摘编自张越《“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司马迁史学思想的特点，并说明司马迁取得的史学成就。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背景及目的。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司马迁和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共同之处。
材料一“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得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政治改良也提上议事日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民间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甚至依稀可见近代市民社会的雏形。但令人不无遗憾的是，这种良性互动关系未能得以长期维持，加之社会自身存在种种难以克服的缺陷，导致近代中国始终无法孕育出成熟的市民社会，也无从根本改变一以贯之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更难以使近代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发展之路。
—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
材料二在东西较量中，西方在近代逐渐强大，并建立起世界殖民霸权，而东方却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从此一落千丈。有学者分析，西方赢得这场较量的三个关键因素是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崛起。这三个因素不是齐头并进的，它们有时合作、有时对立，相互缠绕、相互塑造每个因素都存在几种不同的细分模式。顺着这个思路可以推测出，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其实有很多种。
—摘编自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呈现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说明。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西方国家实现社会转型的原因。
材料 1867年，奕䜣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30岁以下的科举正途仕人入学，这一问题很快就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翁同龢在日记中详记了同文馆之争的传闻，称增设之议是“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未同而言，斯文将丧”。但是，随着时代发展，翁同龢知道仅凭民族精神与爱国感情不能解决中国贫弱的现状。1885年，他更是直接提出加强近代海军的主张，并称洋务为“第一急务”。19世纪90年代后期，翁同龢深感“彼合纵谋我，我为鱼肉”，故此他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成为了光绪帝与维新派之间联系的桥梁。可以说翁同龢点燃了年轻皇帝变法的心灯，但是，当翁同龢看了《新学伪经考》后，“惊诧不已”，甚至他因见了《孔子改制考》一书而对康有为大为厌恶。
——摘编自吴才兴等《翁同铄政治改革思想的演变形成》
(1)根据材料，概括翁同龢政治改革思想的演变过程。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翁同龢思想演变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