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与近现代隔离机制相比，尽管中国古代的隔离措施、隔离方法、隔离观念还比较落后，但早在秦汉时期，甚至更早就已存在的避疫思想、隔离观念……它历经秦汉时期的萌芽、西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到两宋时期达到相对完善的程度。尽管明清时期国家层面主导的隔离治疫事务有所衰落，但是以民间社会力量为主导的隔离治疫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种官绅协同的模式不仅促进了传统隔离治疫的发展，并为近现代隔离治疫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杨银权《被忽视的传统：中国古代隔离治疫发展述论》

材料二   在疫情防控的链条上，密接人员正是最脆弱也是至为关键的那块“木板”，要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就要精准防控、快速出手，第一时间做到应隔尽隔、不漏一人，而这离不开隔离人员对防疫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对隔离人员来说，他们是用自己一时的不便换取更多人的安全与方便，对这种顾全大局的自我牺牲精神，我们理当心怀感恩、深表敬意。

——摘自《隔离也是战“疫”同样值得尊重》潇湘晨报（2022年4月1日）

应当加快防疫行政隔离立法……完善行政隔离基本程序，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完善防疫行政隔离执法文书制度和专业审核制度。并确立防疫行政隔离“以财政承担为主，被隔离人员承担为辅”的基本原则。

——摘自张效羽《法治视角下防疫行政隔离制度的完善——以对人防疫行政隔离为例的研究》

材料一   19世纪后半期，美国社会经历着人口等生产要素向城市区域的高速聚集，城市环境承载能力迅速下降，各种生活、生产污染为病原体营造出绝佳的寄存场所。城镇居民仍然延续着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将垃圾直接倾倒在街道的习惯，垃圾收集和处理被看作居民的个人事务。由于当时环境治理尚未起步，工业废物排放给城市卫生带来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城市陷入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困扰中，严重威胁社会大众的生命安全。

19世纪后半期，公共卫生改革开始在美国各地城市中涌现。1870年，美国最大城市纽约创立卫生局，成为其他城市效仿的典范。自80年代开始。许多城市先后建立街道清洁部，专门负责街道保洁工作。城市政府还首次吸引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垃圾处理工作，私人企业、民间团体积极参加。19世纪后半期疾病防治也取得了新进展，传统检疫中采取的“隔离”手段得到继承和强化，联邦政府直接干预“检疾”工作，国会陆续颁布《国家防疾法》《检疾法案》等法律法规。

——摘编自李晶《城市化下的“卫生”困境与突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中共中央组织人民群众先后发动以清洁大扫除、反对美国细菌战和“除四害”为中心的三次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此外，教育和文艺界人士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进行防疫宣传，各地民众逐渐从应对疫病的封建迷信中走了出来，科学防疫与治疗被广泛认同。经过10余年的努力，曾经在旧社会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鼠疫、天花、黑热病等烈性和急性传染病陆续被消灭或基本消灭，人口的总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I960年，毛泽东就新中国卫生防疫工作成就指出，把卫生工作看作一项孤立的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具有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

——据李洪河《新中国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

材料一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家。古代各级政府在与疫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得力的防治措施。唐代政府通过普及医学知识设立传染病医院等手段，防控疾病，同时公共卫生也受到重视，如饮食卫生，设置城市排污系统。宋代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的疾病防治体系，加强对药物的统一管理，设立了官药局。清代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在促进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一些救疗活动。

——据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卫生体系十分薄弱。从1953年起，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到21世纪初形成了中央、省、地市和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中国卫生工作采用了以预防为主的低投入高产出的公共卫生模式，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最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这种“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成果。通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传染病大规模的爆发、流行减少。进入21世纪，我国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要成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全覆盖。

——摘编自李立明《新中国公共卫生60年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