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朝十分重视边疆治理制度的建设。根据边疆蛮夷的特点分别施治，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对边疆蛮夷的上层人物加强控制的同时在待遇、名位和礼遇方面加以厚待；在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积极倡导喇嘛教，发挥宗教聚集人心、教化风俗、绥服边地的作用；在中央设立理藩院，掌管内外藩蒙古、回部及诸番杂部；在北部、东部、西北部、西部边疆设置军府，派将军、都统、大臣等官员监督、管领当地的军事与行政。通过上述的治边方略，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卓有成效。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二   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萌发于忧患意识，发展于救亡斗争，下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着时代脉搏，它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一是近代爱国主义是和救亡图存结合在一起的。二是主张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学习外国的长处，为我所用。

——摘编自齐涛主编《中国通史教程（近代卷）》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形态出现的，也就是“家天下”的变体。当时由于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国家的权力机构往往并不深入到乡村社会，而是止于县政；在乡村社会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利用乡村自治组织力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治国和治家的规则是通用的，“三纲五常”既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又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专制皇权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伦理教化来实现在乡村的统治，而不仅仅是借助“横暴的权力”。

——摘编自任剑萍《对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之探析》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介绍外国历史地理著作的问世，打开了国人嘹望世界的窗口，初步产生了真实而朦胧的世界观念，同时摒弃了“天朝大国”的守旧意识。从19世纪70年代起，尤其是甲午战后，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多渠道传播输导到中国，都是以西方近代国家理念为坐标，宣扬了西方近代国家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无形中构成对君权至上的天朝意识的挑战。在维新人士中，严复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近代政治学说译介给国人，用进化观念观察社会和国家问题。梁启超热情传播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坞的三权分立说等理论。孙中山也主张，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民国，“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摘编自李华兴《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材料一   两汉时期，在国家大典的祭祀活动中，行使主祭权的只能是皇帝本人。地方上郡国县邑的君长只能祭祀自己行政区域内的法定神祇，事关国家主权象征的“公社”、郡国庙，主祭权也归属皇帝，地方长官只能以侍祠的身份祭祀。汉初诸帝设郡国庙，皇帝拥有把个人行为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绝对权威。同时，奉行祭事是汉官吏比较重要的职责。汉代皇帝重视以“孝”为核心的伦理教化，宣扬以“孝”治天下，并进行赐爵、复除与大赦等祭祀封赏措施，加强皇帝与臣民的恩义关系。

——摘编自王柏中《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

材料二   北京祭坛处于中国古代祭坛文化集大成的地位。清帝均重视礼制建设，都表现出对祭祀活动的无比虔诚。在不同的祭祀中，用不同等级的敬神礼仪和乐舞来表示他们对诸神的崇敬。这些祭祀中，天的地位是最高的，对地神的祭祀是仅次于祭天仪典的祭祀。土地、五谷组成的社稷就代表了生命的根本，也是国家命脉所在。而祭祀礼仪、乐舞构成的中国特有的敬神文化，反映出来的是人对自然的敬畏，渴望天人和谐的精神。这些祭祀仪程冗长、礼仪繁缉，耗费人力、物力，充分地衬托出皇帝众神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威严，显示祭祀活动的严肃性，创造神秘的祭祀氛围。

——摘编自姚安《清代北京祭坛建筑与祭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