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欧洲近代早期的商人和企业家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改造了社会。银行出现在欧洲重要的商业城市中，它们为商人、企业提供贷款帮助他们进行新的商业投机。保险公司为风险较大的商业行为提供保险，尽可能地降低损失。17世纪，当时的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吸引了整个欧洲的商人、投资者前来交易。他们买卖联合东印度等股份公司的股票，并从事各种商品交易。一些庞大的贸易公司像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及其竞争者联合东印度公司所从事的商业冒险规模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当企业家追求利润的时候，他们绕过传统的行会，不依靠城市工匠生产布匹，而是将原料送往乡间家庭，编织成布。企业主付给报酬，再将产品带到市场上销售。

——摘编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1000—1800》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业资本需要中国新式商业开展购销活动。拿上海的棉花商业来说，新式花商由于为外商提供货源，发展很快，而牙行由于“恪守旧规”，没有纳入外国资本的运行轨道，“转以生意衰落停歇过半”。丝是中国传统的大宗出口产品，1882年开办上海第一家缫丝厂的黄佐卿就是专同洋行做生意的丝商。上海开埠后，金融流通的需要日增，钱庄原是传统行业，19世纪50年代后，许多钱庄已经为进出口商业提供信用贷款。轮船招商局于1875年设立济和保险公司，为华商轮船保险。清末的绝大多数本国银行是在1905年后设立的，30家银行中，官办和官商合办占了13家，这些银行的主要功能是效力于政府财政。

——摘编自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

材料一   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清政府施行的矿务政策主要是大力发展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对民间开矿的态度基本是禁止和限制的。甲午中日战争后，面对巨额赔款，清政府财政左支右绌，一些官员提出“广制造、兴矿政，以开源也”，呼吁发展采矿业以挽回利权。清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实业救国“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逐渐改变清初的矿业政策，开始允许民间开矿。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清廷下旨命各省五金各矿“宜及时攻采，以期推广”。

——摘编自程博《清末民初矿业法制变革初探——从焦作煤矿实便展开》

材料二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矿业法》，置各矿于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并要求所有外资经营的煤矿依法划区设权，领取开采执照或者重新改组。实业部对于无证私采之矿，加以取缔；并将已设定矿权的矿，按期开列清单，分发各路局查考。依据矿业法的规定，矿税被分为矿区税与矿产税两种，凡已设定矿权的厂矿必须缴纳矿区税，该税由农矿部（或实业部）委托省市主管官署代为征收转解。对于各大矿业公司，其矿区税数额较大者，由实业部直接催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逐渐加强了对重要矿产资源的统制。1931年11月，由实业部牵头召集救济长江煤业会议，并于上海设立国煤救济委员会，以应对长江流域的煤荒，促进煤矿业产运销合作。1933年6月，实业部召集各煤商及有关各部召开修车运煤会议，以增进运输而谋路矿之合作。1935年，国民政府以钢铁关系国防安全为由，规定苏、皖、鄂、赣、湘五省境内铁矿将不再准许人民承租，全部收归国营。

——摘编自向明亮《国民政府矿业政策与矿业发展述论（1928—1937）》

材料三   1994年，国务院发布《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确立了矿产资源的资源性资产性质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平等的财产交换关系。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矿产资源法》，允许矿业权流转，这促进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使得矿产资源管理逐步走向市场化。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在此后高速发展的中国矿业中经受住了考验，而在与国际矿业越来越紧密的融合中，中国矿业也在不断拓宽视野，逐步提高其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摘编自赵凡《我国矿业权制度改革40年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