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逆城市化逐步出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为城市发展中的普遍现象。为逃离“城市病”控制下的城市，具有经济实力的富人最先走出城市，中产阶级紧随其后。城市附近的小城镇和农村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随之得到完善，经济拉动力随之产生。乡镇在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公共服务以及空间布局等方面缩小了与城市的差距。同时，对城市而言，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的流出则相应地放缓了城市发展速度，推动城市调整并优化其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进而突出城市的产业优势。

——摘编自王宇冰、张丽莉《西方逆城市化实质及启示》

材料二   “逆城市化”并非西方所独有，中国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出现了此类现象。第一阶段“逆城市化”现象出现于1961—1977年。自1961年起，国家开始针对国民经济实施八字方针。城市人口吸纳能力降低，人口出现回流趋势。第二阶段“逆城市化”发生在1989—1991年。这一时期政府颁布了包括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强调农业发展等一系列措施，使得城市就业岗位缩减，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力下降，农民工被迫回流农村。第三阶段出现了以“非转农”“逸离北上广”“离城返乡”“移居村镇”“回乡投资创业”为代表的多种“逆域市化”现象。对于“逆城市化”的研究热点也相应转移到了其对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中小城镇的持续提振，以及振兴乡村，促进村镇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上。

——摘编自梅莹《中外“逆城市化”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对比》

材料一   1875年，英国第二次通过《公共卫生法》，建立了为贫困无助者提供居住和工作的济贫制度；1866年，英国通过《环境卫生法》；1909年，通过第一部涉及住房和城市规划的法律；1945-1952年，英国相继颁布了《工业分布法》、《城乡规划法》、《国家公园和乡村通道法》等法律。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主张国家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局限性所带来的一系列城市化问题；1942年，“福利国家之父”威廉·贝弗列奇发表《社会保险及关联服务》的报告，提出消除“贫穷、疾病、懒散、无知、肮脏”等社会问题，建立以医疗保健和国民教育为核心的全国性社会保险制度的主张。这些经济思想与社会政策主张，受到长期处在城市化社会问题困扰的英国政府的赞许。1952年发生的伦敦烟雾事件，加快推动政府拉开了第二次大规模治理城市化负面问题的序幕。

——摘编自马先标《英国城市化发展的特征与启示》

材料二   197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城市发展注意因势利导，城市之间强调优势互补，一些特色城市不断涌现。有的是依托当地自然资源而形成工矿城市，如大庆市、东营市和克拉玛依市等是在大庆、胜利、克拉玛依油田开发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有的是在改革开放的政策环境中兴起的城市，例如深圳市；有的是以建设新兴工业项目发展起来的城市，如十堰市是在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绵阳市是靠电子工业发展起来的；有的是以旅游业兴市，例如安徽的黄山市、湖南的张家界市等。

——摘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新中国60周年系列报告》

材料一   下表（中国近代）若干重要年份城市人口总数及城市化率

——转引自李蓓蓓、徐峰《中国近代城市化率及分期研究》

材料二   1949—1957年是新中国城市化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如城镇数量从解放战争时期的58个迅速增加到1957年的3596个；城镇人口从1949年开始平均每年增长523万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也由154元增加到222元；城市基础建设和公用事业均有较大提高。

——摘编自付春《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