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国商鞅变法取得了很大成就，富国强民的法家政策在秦得到实现。秦国地理位置优越，攻守均得其便，战国时期国都未被攻破的只有秦国。秦国内部纷争较少，从秦献公时起的150年中，献公、孝公、惠文王、昭王、秦王嬴政几代君主在位的年代比较长，内部相对稳定。武王、孝文王、庄襄王在位时间短，但也没有因王位的继承而引起内部分裂。总之秦统一中国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优势造成的结果。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汉武帝在位54年，是中国古代统治年代比较长的帝王。汉武帝时代，西汉王朝开始进入全盛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汉文化的主流形态基本形成，中国开始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和文化实体闻名于世，汉武帝时代的政治体制、经济形式和文化格局，对后世都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影响。

——摘编自王子今《秦汉史：帝国的成立》

材料一   秦统一六国后，在郡内设置“监”这一官职。汉初，各地方不定期派遣御史去监察。经过汉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时则"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縻间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颁布“推恩令”，还三次大规模地出击匈奴，使匈奴远遁漠北。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这样，充分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了监察权与行政权相分离，基本摆平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纯监察制度是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六条察州制，故清顾炎武称"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

——摘编自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材料二   秦中央监察机关为御史府，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佐丞相之职，御史府附从于相府之内。汉初承用秦制，御史大夫既为副丞相，又是监察长官。汉朝中央监察机关由司直、司隶校尉和御史府组成。司直属于丞相府官员，主要负责行政系统内的监察，集行政与监察于一身。西汉后期至东汉，御史大夫转为三公之一、御史中丞不再履行相应的行政职责成为独立的最高监察长官。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评析》

材料一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关系上的大动荡和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结构上的宗法“礼治”逐渐松弛和瓦解，从而使“士”阶层从宗法制度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进而为”百家争鸣”的兴起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摘编自周继旨《论先秦的“百家争鸣”与“士”阶层的解放》

材料二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一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刚即位，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把本属于王国的部分领土新立为侯国，并改变其隶属关系，使之归属于附近汉郡。他任命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改变了以列侯拜相的制度，并起用富有才气和政治进取心的东方朔、司马相如等文学侍从，让他们与丞相为首的大臣就决策方案展开辩论，结果“大臣数诎”。为了襄赞大业，汉武帝“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下诏严斥地方官不举荐人才，由此出现了“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景象。汉武帝还一改汉初宽松的经济政策，“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蓄货长财，以佐助边费”，实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二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的施政经验及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一直是后人研究的焦点。他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盛世最好的榜样。

——摘编自汪簧《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材料一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材料二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地方行政体制上，废除地方分权的封建制，建立直属于中央的郡、县两级行政区划。郡的长宫是郡守，其副职是郡尉（分管军事），另外还配备郡监（监郡御史）——直属于中央的御史大夫，代表中央监控地方。这些官僚都是由皇帝任免的，概不世袭。县以下设乡、里和亭，皇帝的政令，通过三公九卿，直达于郡、县、乡、亭、里。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