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回答现代化问题时明确表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邓小平同志认为：我国要顺利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制定和完善社会主义宪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曲折道路也证明了要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要有宪法以及相关法律的保障。
——摘编自《邓小平文选》等
材料二 邓小平对所有计划与建设的可行性都要先进行试验，这与他使用的口号“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一致。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自我怀疑，邓小平又及时地睿智地将这“唯一标准”进行精准解读，让每个实践者都能用它准确地给自己的实践行为量化打分……邓小平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国强民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根本转型，不论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
——摘编自（英）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
材料三 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实现由过去长期量变到阶段性质变的转变，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新时代1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0年。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过去我们更多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注重的是“摸经验和规律”；新时代我们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侧重于总结经验和把握规律，蹄疾步稳推进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不断开创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
——摘编自贺新元《新时代十年：改革开放史上的里程碑》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具体内涵，并分析这一时期完善社会主义宪法的具体措施。(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对“唯一标准”进行精准解读的事件及意义，并指出“中国根本转型”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方面的表现。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列举新时代10年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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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一战爆发伊始，鉴于胶州湾作为德国远东舰队基地，极易成为燃起战火之地，也因近半个世纪以来连绵不断的外来入侵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不稳定，为了避免卷入两大军事阵营的纠纷漩涡，北洋政府决定保持中立，对于同盟国与协约国的矛盾采取不干涉政策。一战爆发后不久，围绕胶州湾的何去何从，就出现了明争暗抢的博弈。虽然北洋政府有愿收复，且德方也曾主动表示愿意归还，但日本却趁西方列强无暇全力东顾之机，强行将胶州湾据为己有。尽管如此，德国方面却一直试图争取袁世凯政府和中国知名人士站在德国一边。中德关系在一战爆发后较长时间内仍然维持着相对和平的状态。1917年2月9日，鉴于德军大炮击沉法国载运华工赴欧洲的“阿托斯”号船，出于对本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利益保护的需要，北京政府也接受了美国方面的劝请，向德方发出了照会，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北洋政府决定与德国断交。在辛亥革命民主平等精神影响下，国内各界围绕“中立”还是加入“协约国”，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热议。1917年8月北京政府决定参加协约国，正式对德宣战。战后德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国家负债累累，割地赔款，在中国失去殖民地租界，由此也扫除了中德关系重建的障碍。1921年，德国通过与中国签署单独媾和协约，成为首个放弃在华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西方大国，中德关系由此开始在平等、友好、互惠的基础上走向正常化，并迎来了一个特殊的“金色二十年代”。
——摘编自孟虹《一战前后中德关系的演变及其对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影响》
材料二：新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之初双边贸易额仅为2.74亿美元，2021年已达2351亿美元。机电设备、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各类生活器具等杂项制品是中国出口德国的主要商品，中国是德国机电设备与运输设备的最大市场。截至2021年底，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11836个，实际投入380.9亿美元。2016年，中国在欧盟的投资增长了77%，投资总额超过350亿欧元，其中德国占了31%。2019年底，德国对华输出技术累计25166项，合同金额862.7亿美元。中德与时俱进地逐步建立起一系列双边经贸磋商、对话平台和机制。在中欧贸易关系不断深化的同时，欧盟针对中国产品进行的反倾销也持续不断，并施加严格的技术壁垒限制。德国政府以中国投资影响国家安全为由修订《外国投资监管条例》，将监管审查的股权比例从25%降至10%，并敦促欧盟构筑了审查机制。
——摘编自丁纯、陈芊凝《中德经贸关系50年：成就、问题与前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战前后中德关系的变迁并分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德经贸关系的特点及其原因。
材料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西周已有公开的人口调查，还有专司人口统计的官吏。春秋战国时期，为实现富国强兵，统治阶级建立了严格登记户籍的“书社制度”、呈报户口及税收的“上计制度”，加强了人口管理。唐朝政治家杜佑认为治国理政需要掌握详细的人口数字，曾尝试多种方法统计人口，如根据食盐消费量估算进行。明朝建立后，在全国推行“户贴制度”，制定了统一的填写要求和规定，其调查项目之完备，在当时世界上实属罕见。
——摘编自董友涛《中国古代人口统计发展史叙略》
材料二 1908年《预备立宪公会公报》介绍并讨论了日本东京的人口调查。1909年，清政府发布“宪政编查馆奏定统计表总例”，并公布民政和财政统计表式的详细解说。各地调查登记户口时，须核查登记外国人口、教民人口和每户的壮丁、学龄儿童。在此过程中，地方自治区域调查亦同时进行。
——摘编自李章鹏《清末中国的近代人口调查》
材料三 2020年，我国组织实施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前六次相比，“七普”全面引入电子化方式进行登记，利用互联网云技术实现数据的实时上传，还利用部门行政记录数据对普查进行核验比对。“七普”为了解全国人口状况和发展趋势提供了详细的分年龄人口信息，也为人口领域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摘编自张现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龄数据准确性分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口统计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相比，清末人口统计的目的有何不同，并分析产生这些不同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战略意义。
材料一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这种转变“根植于对荣耀过去的颂扬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这一政治话语相比“民主”“法治”“群众”而言增长趋势更明显。在党代会报告文本中，有“全国各族人民”“带领人民”“造福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摘编自殷冬水、范京京《“人民”话语与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话语建构的政治学分析》
材料二亨廷顿的《我们是谁?》(2004年发表)，通过考察“国家认同危机”的现实，揭示出因移民问题导致的“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正如该书扉页强调：美国面临着自身安全的空前挑战，重新估价“之所以使我们成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极为重要，因为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国家认同”对国家安全来说更为重要的了。在他看来，宗教虽是国家认同的最主要因素，重建宗教信仰对建立美国认同至关重要，但这还不足以确保国家安全，况且“仅靠信念无法立国”“美国面临易受外来攻击的新局面”，为此他把关注的侧重点转向了在国际上“寻找敌人”。
—摘编自余潇枫《“认同危机”与国家安全—评亨廷顿〈我们是谁?〉》
(1)指出材料一、二论述“国家认同”的不同角度，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认同”增强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亨廷顿解决“国家认同”危机的方案。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国家认同”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