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秋海棠”

清末民初之际，学部所编《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中对中国版图的想象有这样的描述：“我国地形，如秋海棠叶。出渤海，如叶之茎；西至葱岭，如叶之尖；各省及藩属，合为全叶。”中华民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新地理》中，延续了“一叶秋海棠”这一意象。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民国政府推动下，除了教科书之外，“秋海棠”也开始广泛出现于报纸杂志等公共媒介中，并广为民众所接受。

“桑叶”与“蚕食”

“桑叶”是民国时期另一种对中国版图的想象。1922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新法地理教科书》中这样描述：“全部地形好像横铺着的一个大桑叶；再巧不过，中国本是蚕丝的发源的地方”。到30年代救亡话语体系将中国版图抽象为“桑叶”，将日本版图抽象为“蚕”。1938年，在题为《我们不怕鲸吞！我们只怕蚕食！》的抗战漫画中，所显示的桑叶被蚕食掉的中国版图的部分，与当时日军所占领的中国国土的形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抗战期间的教材中，无论国民政府还是边区政府都存在着将中国版图比喻为“桑叶”的做法。

“雄鸡一唱天下白”

新中国成立后，一种新的中国版图想象应运而生，人们开始将中国版图比喻为“雄鸡”。据《人民日报》1952年4月13日的报道：“西安的少先队员曾指着中国版图的模型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庞焕洲说，‘咱们祖国真像一只美丽的大雄鸡’”。而这一宣传极大推动了对这一认知的传播。此外，旧有海棠叶地图中难以突出台湾的地位，而雄鸡地图中，将台湾视为雄鸡迈出去的一只脚。这一解释被成功运用于政治解释之中，并成为大陆与台湾关系建构中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徐鹏《秋海棠、桑叶、雄鸡与中国》

【推荐2】容闳

容闳出生于广东香山的贫困农家，幼时就读于澳门的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和近代自然科学课程又兼习《四书》《五经》。后来容闳在校长的资助下进入美国马萨诸塞州一所学校就读，阅读了大量西方著作，尤爱读《爱丁堡评论》（苏格兰启蒙派的重要阵地）。1854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决心用自己的新知识改造旧中国。

容闳回国后，把改造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身上。1860年他拜会洪仁玕时提出创办新式学校，创立现代银行、金融制度等建国之策。但经过一番考察，容闳对太平天国相当不满和失望。1863年，容闳受曾国藩“三请”，帮助建立制造来复枪的工厂。容闳认为，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制造枪炮的工厂，而是制造“机器母厂”。曾国藩采取这一建议并付诸实施。1854年至1872年，历经18年的不懈努力，容闳最终促成首批30名官派幼童留学生赴美。留美幼童受到西方文明影响后发生巨大变化，被顽固派诬告为“毫无管束，遂致抛荒本业，纷纷入教”。1881年，首批留学生被强令回国。人数不多的留美幼童在中国近代困难重重的转型中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1898年，容闳参加了保国会成立大会。后来，容闳认识到难以在体制内改革清政府，于是走向了暴力革命，积极筹款支持革命派。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给他写亲笔信，邀请他担任要职。

材料1874~1885年，清政府内部发生了关于国防战略问题的激烈争论，主要有三派不同的看法，李鸿章等人认为：“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当前以海防为急务，西北边塞战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于进取”。湖南巡抚王文韶主张：“海疆之忠，不能无因而至，视成败以为动静者，则西陲军务也。目前之计，尚宜全力西征，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左宗棠则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摘编自张璐漫《晚清国防战略转型研究》等

19世纪，西方自由主义运动盛行。自由主义者认为国民财富就是工农业生产的商品的总和，要增加国民财富就必须发展工业，重视商北贸易，他们极力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张自由贸易、自由生产、自由经营。

19世纪中后期，中国重商派人士从各个方面论证商业的重要性。他们指出中外通商意味着一个新时代——商业社会的到来，商业应受到应有的重视，并驳斥持重本抑末教条的人为“迂拘之士”，是害民之“虎狼”。他们把商业流通尤其是对外贸易当作财富的源泉，他们认为，“若英，若美，若法，若俄，若德，若英属之印度，无不以通商致富”，主张中国与西方各国通商，积极进行“商战”（发展民族工商业，与西方列强进行商业竞争），挽回利权。

——摘编自王鑫踽《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刘旭蕊《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演进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刘甲鹏《近代中西重商思想及其比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