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引起左翼作家和其他进步作家的关注，也直接成为他们反映破产现实的创作动机，同时，那种社会学的观察研究分析方法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作家的形象思维。茅盾就认真研究过大论战的材料，并对中国社会经济现状进行了分析，写出了小说《子夜》。《子夜》成为左翼作家及其他进步作家创作的样本，此后在文坛上又涌现出《一千八百担《丰收》《太平桥上《多收了三五斗》等作品。这些作品因主要描绘城乡经济的破产，而被称为“破产小说”。破产小说既反映了新兴民族资本家在内外交迫下的困境，也反映了传统农民与小工商业者的悲惨境遇，对当时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破产小说抛弃浪漫和诗意，侧重于对社会现实尤其是经济关系的真实冷静描写但在描写劳苦大众生存本相时，不是施以传统文学那种恻农式的人道同情；在描写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生存境遇时，也不是简单的进行道德批判，它猛烈抨击的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和世界秩序。

——摘编自金宏宇《文学的关怀——中国30年代破产小说综论》

材料   康熙帝从自己的见闻与立场出发，以异于当时士大夫的标准，构建出明朝君臣两类截然不同的政治形象：开创者的英名和末世君臣的无能与自私。康熙对明太祖褒扬有加，六次南巡中有五次亲奠其陵，并作祭文：“维帝天锡勇智，奋起布衣，统一寰区……鸿谟伟烈，前代莫伦。”且毫不讳言，以其所创制度为自己施政的重要蓝本。相形之下，康熙眼中的明末诸帝则完全是另外一副形象，怠惰、奢靡、庸懦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明朝君主这两类截然不同的形象清晰地显示出康熙在评论明朝政治得失时所采用的颂扬与批判的双重话语。将其置于清初这一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考虑，我们不难体会到它所包含的意蕴。推崇明初诸帝，既是康熙尊重汉人礼仪秩序的最好表达，也是在向汉人宣示大清是继明朝之后的唯一正统；而对明末皇帝的批判则无异于向汉人指明明朝的亡国是咎由自取的结果。康熙这一评价及其意图对有清一代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实为明清易代中至为重要的环节。

——摘编自刘志刚《康熙帝对明朝君臣的评论及其政治影响》

材料一   史料一   “伊顿先生，请您帮我在澳门买一把能冲泡最好品种茶叶的茶壶……”

——1615年东印度公司驻日本长崎平户岛代表威廉汉姆写给同事伊顿的信

史料二   那种为所有医师所认可的极佳的中国饮料，中国人称其为茶（Tcha），其他国家则称为Tay或者Tee。在伦敦皇家交易所附近的斯威汀斯一润茨街上的“苏丹王妃”咖啡馆有售。

——1658年伦敦《政治公报》刊登的广告

史料三   9月30日茶二磅二盎司供皇室用……价格为4镑2先令（注：当时英国一个农夫的工资每年不超过3英镑）。

——1664年东印度公司献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贡品账目

材料二   东印度公司直到1669年开始大规模的开展定期茶叶进口贸易，重量为143磅，1670年运进79磅，两宗都是从万丹购得。荷兰于1682年占领爪哇万丹地区并逐出英国在该地区的势力，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关闭港口。这导致英国茶叶进口数量也时有时无。康熙时台湾收复后，东印度公司几经尝试才获得清政府允许在厦门进行贸易。据统计从1669—1699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总量共计18万磅左右，平均每年有6000磅的进口量。

——摘编自宫珏《英属印度茶业的发展及影响研究（1830—1945）》

材料一 明清时期的大商人认为土地是不忧水火，不惧盗贼，百年常新的恒产，因此，他们将大量资本投资于土地。这些大商人为谋得厚利还不惜重金结交官府，取得经营特权。两淮的盐商，云南的铜商等从事的都是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只要取得了封建的经营特权，其他商人就无法插手。厚利也吸引着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高利贷的利率极高，河南地方放债，八折出借，滚算月利，不到一年，利过于本。清朝还可以出钱买官，称为“捐班”。大商人为了改换门庭提高身价，不惜重金买官。而且当官后也是有利可图的，“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摘编自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

材料二 19世纪50年代后，上海出口货值常占全国出口总值的一半左右，进口贸易亦呈现同步增长的趋势。在进口洋货中，70%由上海转销内地。内地运来的土货，大部分也是转销外洋的。与此同时，为外贸服务和为出口农副产品服务的加工厂陆续出现。20世纪以后，大量工厂生产的国货开始分销内地。据统计，近代上海商业计有204个行业，23个大类，还有面粉、纱布、证券、杂粮油饼等交易所。就是同一行业内部，也有分类。上海的各种商店经营各地土产，“统办全球货物”，永安百货力争做到“凡是名牌产品，只有顾客叫得出，在公司里几乎都可以买得到”。

——摘编自陈立仪、潘君祥《试论上海近代商业的特点及其发展原因》

材料三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大陆的封锁禁运。1950年8月，周恩来指出，“对外贸易要加强计划性，避免盲目的出口和进口，要减少对美贸易，逐步摆脱美国的影响”，“对外贸易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得益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执行良好，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贸易协定》，对苏贸易在中国整体外贸中的占比也由1950年的29.8%上升至1955年的57%。由于中苏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稳步提升，在建国初的十年间扩大了3倍以上。

——摘编自余振、王净宇《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的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