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葡萄牙人获得澳门贸易的许可以后，澳门开始成为沟通东西方经济的重要商埠。1580年以后，西班牙的马尼拉当局，为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中国商品找到了一条通向墨西哥的航路——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这迥然不同于以往的海上丝绸之路，它不再局限于东北亚或东南亚，而是越过大半个地球，由亚洲通向美洲的远程贸易。这就是持续了二百多年的沟通马尼拉与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由于这种贸易以中国的丝绸为主角，葡、西两国及其殖民地无法用香料等初级产品与中国工艺精良的高级商品在贸易上达成平衡，必须支付巨额白银货币，因此被西方学者概括为“丝—银”对流。由于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来自太湖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无疑刺激了这些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备。

——摘编自《文明的彷徨——晚明历史大变局》

材料二   大帆船贸易促进了原产墨西哥的玉米传入中国，此外，西红柿、花生、向日葵、马铃薯乃至南瓜等今天我们的日常食物也都起源于美洲。勤劳的中国人还远渡重洋，为拉丁美洲带来了生产技术和中国文化。前往美洲的华人到达墨西哥、秘鲁并在那里定居。当时的阿卡普尔科因华侨众多而被誉为“唐人城”，在墨西哥城甚至16世纪就出现了“唐人街”。

——摘编自韩晗《试析16—19世纪跨太平洋“大帆船”贸易及其对拉丁美洲与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开放政策源于秦汉，推行于隋唐，发展于宋元。唐朝在广州等地建置了掌管对外贸易的市舶机构.并作为一项制度延续千余年；同时开辟了南海、印度洋贸易航线；对外商采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常加存问”“以示绥怀”的宽弛政策。大都市和商邑蕃货入市，外商云集，国外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侣等，住唐者数十万人。宋朝把发展对外贸易作为基本国策，京师置榷易院为管理对外贸易的中央机构，并颁布市舶条例。元代继续奉行“诸蕃国……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开放政策并扩置市舶。

——摘编自沈光耀著《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

材料二   清政府统治晚期，于既有的被迫开放的“条约口岸”之外，主动开辟埠头三十多处，称为“自开商埠”。面对甲午战争之后的财政困难，总理衙门奏说：“计惟添设通商口岸，藉裨饷源。”相对于“约开”口岸中各种主权的丧失，自开商埠“由我自握其权……以期振兴商务而保主权。”自开商埠的发展，带动了近代工业、金融、通讯、城市建设等经济部门的兴起，从而使这些传统的封建商业性城市转变为具有近代经济行业的新型城市。自开商埠逐渐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

——摘编自刘文俊《自开商埠及城市近代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