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0～11世纪，丝路沿线国家、地区对丝路贸易的维护有力地保障了丝路畅通。丝绸之路贸易网的兴盛带来了10～11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复兴和君士坦丁堡的繁荣。君士坦丁堡经贸的活跃一方面是因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加强；另一方面主要就是凭借城市自身手工业的发达，其手工业不仅其门类众多，而且技艺高超，产品远销各地。以丝绸业为例，据说当时在大马士革，一位名医就曾炫耀自己拥有300匹拜占庭丝绸与金织锦。利奥六世在位时颁布的《官员书》作为指导各官员的条例，其内容覆盖丝绸业、金属工业、武器工业乃至建筑承包人和建筑业的专门人员。虽然这一体系限制过多显得死板僵硬，但是却为当时的一大批工匠提供了保障。——摘编自车效梅《10～11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与丝路贸易研究》

材料二   1580年英奥签署贸易协定后，英国商船定期来往于地中海。随着英国与奥斯曼帝国贸易的发展，英国社会对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英国人逐渐摆脱了十字军东征以来形成的对伊斯兰文明的恐惧和敌视，转而在帝国萌芽与形成时期带着自信和优越的眼光看待它。在民族主义和海外探索的推动下，英国逐渐放弃了传统的大陆政策，开始采取“实现不列颠的独立与稳定，追求欧洲大陆势力均衡，伺机海外扩张”的战略。在实现该战略的过程中，与奥斯曼帝国的交往，首先开启了英国在海外设置专业外交机构处理国际事务的先例。

—摘编自杨向燕《近代早期英国与奥斯曼帝国贸易研究》

材料   新航路的开辟为世界市场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欧洲航海业的发展不仅使各个区域性市场不断扩大范围，而且使这些市场相互联系起来。亚非拉美的商品开始到欧洲市场上销售，世界各地对欧洲手工业产品的需求增加，从而导致国际贸易额的迅速增长。欧洲殖民者为了争夺原料和市场而展开激烈竞争，最终由大西洋沿岸的一些城市取代了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并成为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里斯本、伦敦等变成了具有世界商业意义的大城市。与世界贸易相适应的海上运输、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和股份公司相应出现。当时在世界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多是奢侈品，占支配地位是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正是这一时期，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工场手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通过暴力和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欧洲殖民主义国家与殖民地、落后国家之间出现了早期国际分工，与此同时世界市场开始出现雏形，商品的世界性流动加快。

——摘编自李吟枫《世界市场的形成及历史作用》

材料一   1709年，利物浦入港船舶374艘，载重量14574吨，出口船舶344艘，载重量12636吨，船只平均装载量38.3吨。……1730年利物浦的船舶进出口吨位达到37000吨，1750年上升到65000吨，1760年为100000吨，到1770年就突破了140000吨。……1700年利物浦居民为5000人，1720年为10000人，20年中增加一倍。1740年利物浦人口增至15000人，1760年为26000人，1773年进行人口调查所得出的数字是34407人……利物浦成为英国少数几个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内，利物浦人口增加十几倍，显然是移民造成这一情形的出现。

—摘编自张金鹏《大西洋的国际贸易与利物浦的城市近代化》

材料二   明清时期，广州商人已经成为全国乃至海外远程贸易商人集团中最强势的一支，其足迹遍布全国和海外。对海外，广州商人成为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商业的重要力量。对国内，广州商人更是无所不往。明末清初所撰的《广东新语》记载：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等，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1798年，来华长期留居的瑞典人龙思泰在《早期澳门史》中记载：广州不仅是广东货流中心，而且是全中国货流中心，福建、浙江、山东、直隶等十数省“每年都有大量的产品运到这里，换取西方世界的物产和制品”；同时，“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

—摘编自黄滨《明清珠三角“广州—澳门—佛山”城市集群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