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古代科技创新的密集期，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就。宋代在内侍省增设军器监，承担军事科学和武器的研发工作。元祐元年，苏颂受命召集输林院天文、太史等部门的技术人员，历时三年研制成水运仪象台。朝廷设置博学通艺等特科或通过地方举荐“奇才异行”，如李诫因在建筑学方面多有建树，被选为将作监，还奉救编修了《营造法式》。此外，朝廷还组织编撰了《开宝本草》《武经总要》等书籍，以整理已有成果。据《宋史》记载，宋代有27人获得科技奖励，或树碑立传，或加官进游；还将一些民间科技研究者列入“赐处士号”的序列，给予一定的国家补贴。以三大发明为代表的宋代的科技成就在向朝鲜、日本、阿拉伯传播的同时，还引进了阿拉伯数字和阿拉伯“土盘算法”以及“占城稻”等。

——摘编自刘尚希等《唐宋科技繁荣：政府行为与创新环境》等

材料二   1914年夏，一批留美学生认为“祖国之所以孱弱，莫过于科学不发达”，决意成立科学社，发行杂志，将“科学发明之效用于寻常事物而影响于国计民生者”，告诉“父老昆季”。1915年1月，首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发刊词上“科学”与“民权”赫然并列。该刊首先改竖排为横排，并采用白话文，改变了中国传统出版物的形式。同年10月，科学社改组为中国科学社，由国内外各类科学学术团体联合组建，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学术团体。1924年，该社研制出中国首台无线电话机，打破了外国资本垄断中国通讯挂术的局面。上海“孤岛”期间，该社通过《科学》等媒介宣扬科学抗战报国。虽在广大社员的努力下，社务一直坚持，但从抗战伊始，中国科学事业不可避免地走向表落。

——摘编自《“科学救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

材料三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和优良传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体现。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创新领域，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新型举国体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摘编自邵鹏《深刻认识新型举国体制的重大时代意义》

材料一   杜鲁门指出，美国安全战略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自由社会的完整性和生命力”。随后美国在欧洲构筑北约，在亚洲同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建立“轮辐式”双边军事同盟，在其他地区，以各式各样的安全合作协议将多国纳入自身主导的国际安全体制中，逐步构建起美国二战后新的国家安全格局。

——摘编自张昭曦《美国国家安全格局：形成、特征与问题》

材料二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坚决反对外来干涉。”面对新中国初期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党和国家坚持把以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放在突出的位置、先后进行了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等一系列战争。在坚定地推动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掌握关乎国家安全的经济命脉的同时，适时调整外交策略，为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划定外交“边线”。

——摘编自董春岭《中国国家安全思想的百年演进》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在国际安全上，中国坚定的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加重视国际安全合作，将“结伴而不结盟”视为实现国际安全的重要路径，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在国际安全中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摘编自凌胜利、杨帆《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材料   2016年（“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浙江省启动“最多跑一次”改革，截至2019年年底，41件个人和企业全生命周期事项实现“一件事”全流程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掌上可办比例达80.5%，跑零次可办比例达97.4%，“一证通办”民生事项比例达91.4%，工业项目全流程审批实现小时制，开办企业压缩至分钟制。一些城市街区，设立了常规民生事项“免下车即办”专区，根除了市民“办事几分钟，找车位可能要花几小时”的烦恼。2020年，浙江省政府印发《2020年浙江省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要点的通知》，明确提出了基本建成“掌上办事之省”“掌上办公之省”的目标，让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不用跑”成为常态。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获得中央肯定，其撬动全方位改革的经验做法，逐步推向全国。

——摘编自闵楠、唐薇等《用“最多跑一次”撬动全方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