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殿试虽然始于唐朝，但当时并未形成制度。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才在省试上增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并成为定制。宋太祖曾对近臣说过：“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唐代，主考官入贡院前，允许台阁近臣荐举考生。这种公荐直接关系到考生能否被录取。由于这种公荐极易导致营私舞弊，宋太祖乾德元年（968年）下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法公荐，违者重置其罪。”糊名法初行于唐，但并未普遍推行，到了宋代成为定制。糊名法，即把试卷上考生的姓名、乡贯等糊上，使考官无法确定试卷的归属。但是糊名后，考官虽无法看到考生的姓名，还可以通过笔迹辨认。为了禁绝这种情况，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始在殿试中实行誊录。誊录，即在收卷后，由专人誊写试卷副本，考官根据副本评阅定等。在考试内容方面，宋初沿袭唐制，进士科主要以诗赋取士。这种制度的消极性日益暴露。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下令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取士。唐代，进士科考试录取率极低，每科一般录取二三十人，到了宋代，大大扩充了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进士科为例，北宋每科录取约277人。
——摘编自李建国《略论宋代科举制的发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代科举制相比，宋代科举制所具有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科举制度改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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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晋武帝）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荐人才：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
——房玄龄等人合著《晋书·武帝纪》
材料二 唐朝考核官吏品德的标准是“四善”：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简称德、慎、公、勤。后宋、明、清等朝基本沿用。
——摘编自萧曼著《唐朝防范腐败的考课制度》
材料三 梁启超认为“古来之豪杰有二种：其一、以己身为牺牲，以图人民之利益者；其二以人民为刍狗，以遂一己之功名者。”他讴歌为民捐躯者，把鱼肉民众的所谓豪杰斥为“民贼"，主张以民利作为鉴别真假英雄的标准。
——摘编自李必胜著《梁启超人才思想评述》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关于人才道德标准的具体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积极意义。(2)根据材料三，概括梁启超对人才道德水平的新要求，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原因。
材料一 汉高祖初得天下，即下令招贤。直到汉武帝，这一趋势达到正式的法制化，全国优秀青年，受国家大学教育，凭其成绩，补郎补吏，加入政府。不到一百年，西汉政府早已完全是一个士人政府了。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
材料二 魏晋时代因当时地方骚乱，交通阻梗，中央政府行使职权能力有限，全国选举难于推行，乃由中央指定各地域服务中央政府官吏中之性行中正者，采访同乡舆论，开列各地区人才，造成表册，送政府作为录用之根据。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
材料三 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人，士有应举之才，而举不之及，夫固无如之何。既可（科举）……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徇私举之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此实选举之官徇私舞弊之限制。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材料四 由于土地兼并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很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公元780年，唐朝推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丁、中以年龄分为黄、小、中、丁、老五类的原则征租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
——摘编自黄永年《唐史十二讲》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西汉和魏晋时期中央政府选拔官吏的制度分别是什么。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选官制度的历史进步性。
(3)根据材料四，指出与租庸调的税制相比，分析两税法在征收标准和纳税对象上的新变化。
材料一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里提到“魏晋以后，门阀政治影响及于选才，‘高门华族，有世及之荣；庶族寒门，无寸进之路。’隋唐通过分科考试选拔官员，扭转了这种局面。科举制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吕思勉在《中国制度史》阐述“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之人。……既可（科举），……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徇私举之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此实选举之官徇私舞弊之限制。”
材料二
(1)选官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实行的主要选官制度，并概述科举制的积极作用。
(2)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三中唐朝三省六部制中三省的职能分别是什么？并简述该制度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