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时期，商业管理已经成为国家行政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西周城市总体上为前朝后市的格局，据《周礼.匠人》记载，西周城的后边部分往往设有市场，并规定凡是官办的商业市场，均设置有专职官员负责商业管理事宜。市场管理的总负责人叫司市，全面负责所辖市场的刑、政、教、治、量度及禁令，司市只要在市场入口处悬挂旌旗就表明可以开市，参市交易者从规定的入口进入市场，入口处由胥手持长鞭把守，其他管理官员则各司其职。开市后，首先要检查货物是否以假冒真，货物价格制订是否合规，贾师还要根据官府的需要制订商品价格，调节商品流通。西周政府对商业的干预使其商业发展状况逐步顺应了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的发展水平。

——摘编自李佩等《探源西周时期的商业管理》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百工、商贾反抗官府，“百工叛”的现象不断出现，“百工之丧职秩者”的现象较为突出。据记载，春秋时期，齐国致力于“通工商之业，使鱼盐之利”，郑国规定只要商人对国家忠诚，国家就不干涉，卫文公制定的“务财、训农、通商、惠工”的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战国策·魏一》载魏国“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管子·八观》也称当时有“粟行于五百里”者，战国时期，横贯东西和纵贯南北的水陆交通线业已形成。《国语·周语》记载，当时“黄金为上币，铜铁为下币”，“商贾可以富家，技艺足以糊口”，而“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人们纷纷通财鬻货，自此，谋利之风席卷整个社会。

——摘编自李生《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原因新探》

材料三   下表为汉武帝、汉成帝时期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概况表。

材料一   古罗马人将工商业看成卑贱的职业，那些在对外征服中获得巨额财富的高级官员和新兴骑士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其地产。贵族依仗权势采用各种手段，加紧对小农土地的兼并。由于奴隶劳动排挤了自耕农经济，无业游民进入城市，为大地产出售商品粮提供了市场。罗马共和国时期，出现了一种拥有数千犹格土地的“拉蒂芬丁”型地产。

——摘编自隋竹丽《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农业结构的遽变》

材料二   客观地看，工厂主颁布严厉的规章制度，推行苛刻的工厂纪律，对工人实施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以强制其适应机器大生产方式，这一点值得肯定。历史学家艾什顿指出：“显然，如果18世纪的工人在工作时拒绝服从统一的管理，那么就不会有工厂制，不会出现生产增长，因此，实际上也不会出现19世纪那样的生活水平。”

——摘编自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工厂制的兴起》

材料一   西周时，耒、耜是主要农具，“一人跖（踏）耒而耕，不过十亩”。战国时，（秦国）“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魏国改革家）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各方面主要表现

材料一   曹参之相齐，……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史记》

材料二   下图是西汉初年地方行政区划示意图（部分）

材料三   汉武帝时期实行国家铸钱、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及榷酒等一系列经济统制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御史大夫桑弘羊开宗明义地讲，是因为对匈奴战争“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铁官营政以赡之”?

——摘编自于传波《汉代盐铁官营再评价》

有学者指出，秦汉时期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①这是中央集权制度创建、健全并得以初步确立的时期；

②这是由文化多元走向文化思想相对统一并确立社会主导思想的时期；

③这是一个以开放和发展为主题的大时代……

统治是一种支配性权利，是建立在强大外力压迫的基础上的控制方式。其特点主要有：（1）统治的主体只能是政府机构（2）权力的运行方式是自上而下的（3）依靠强制力的威慑。

材料一   汉初，经济的凋敝和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为富安天下”，只有与民休息、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才是兴邦的根本出路。汉高祖即位之初，“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时“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景帝时“三十而税一也”。文景之时，先后“除肉刑”，“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摘编自马卫东《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材料二   元朔五年，武帝令各地诸侯王在封地之内分封弟子，由中央政府给予名号。划分全国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直接代表皇帝监察十三州的二千石禄的高官乃至诸侯王。采用逐步将外廷权力转移至内廷的方法，一切文书、奏章、政令一概由内廷官吏执掌。设置太学，学生学业完毕后，即派往各政府机构任事。在全国各地设盐官38处，铁官48处，均统归大司农管辖，直属中央政府。

——摘编自《试论汉武帝的治国为政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