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法国巴黎流行一种特殊的社交形式——沙龙。贵族与富有市民、艺术家与学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远离宫廷和教会的新的公共空间。19世纪后，随着沙龙主人政治文化影响力的日渐缩小，沙龙日趋衰败。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产阶层群体日益壮大，一种更开放、更大众的生活方式来到人们身边。1866年，巴黎公共舞会达到1000多个，1870年前后，适应大众阅读与休闲的咖啡馆有2万多家。此外，各种音乐团体、俱乐部、文学阅读室层出不穷。
——摘编自汤晓燕《十九世纪巴黎社交生活的演变》
材料二 宋代以前，绝大多数的城市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所在地，它们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商业意义，其商业活动只能局限在“市”这个特定的区域中进行，作为居民生活区的“坊”与“市”是相分离的。到宋代，城市一般沿街开店，商人只要纳税，都可在城中任择地点开设店铺，同时在开封、杭州等大城市中，又出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为了加强管理，政府或构筑新的城墙，把近郊之地围入城中，把郊区变成城区，或在城外设厢，将其视同城区一样来管理。在此同时，在交通干线或人口聚集的地方也出现了由草市发展而来的市镇，两宋时期大约有6000-7000个墟集市镇，作为新型的工商业据点，散布在广袤的乡村地区。
——摘编自包伟民、吴铮强《宋朝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法国巴黎的社交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原因是什么？(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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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宋代，城市中新的行市与街市取代了旧有的封闭式的“市”，居住区和商业区交叉存在。东京作为“人烟浩闹”之地，人物凑集，“富民巨贾，萃于廛市”。流氓无赖，也横行于街巷之中，滋扰生事。因此，在州府及以上城市中形成了以厢统坊的厢坊制。从职能上看，厢主要管理行政和治安。坊逐渐成为征收赋役的基层单位，坊与巷日渐混同。还设立壁和隅，主要是管理军事、防火和治安，其区划与厢、坊交错，形成行政、民事、赋役、军事等交叉管理的格局。
——摘编自寇博文、贾莹《宋代江南城市基层管理研究——以厢坊制为例》
材料二 1908年，清政府在各省会城市设立谘议局，并颁发了《谘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部分社会阶层得以参与城市政治；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兴办城市自治机构，成为大众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环节。1911年，各城市出现的公开性社团达600多个，这些团体组织各种活动，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和参与能力。此外，一些城市的社会人士开始创办民间市政组织，积极参与到城市市政治理中去，维持社会治安。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厢坊制度形成的背景及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中国城市治理呈现的特点和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城市治理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西周至唐代，城市建置格局一直保持市与坊分设，坊内不设店肆，市内不住家。战国时起，为有效控制城市居民，统治者将城市划分成若干个封闭性小区，汉代早期称为“里”，汉代以后称为“坊”，……坊为居住区，不设手工业作坊和商店。政府在坊之外另设专门的市，经济和民间娱乐活动限制在市内进行，政府对市实行严格监督控制，并设有专职官吏管理。时至隋唐，坊市制更趋完善、规范，管理更为严格。每个坊区四周均筑有围墙，坊门天明击鼓而开，日落击鼓而闭，夜间不得随便出入。限制白天市场交易，市区之外不准交易。
——摘编自冯兵、黄俊棚《隋唐五代坊市制与城市社会管理》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刘克、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以前坊市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市镇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古巴比伦的城市主要位于两河中南部的巴比伦尼亚地区，在中央管理下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城市的重要职位由公民大会等自治机构选举，但在许多方面要执行中央的命令。公民大会成员是成年男性自由民，主要是裁定一些争议性的案件，召开并不频繁。城市的行政权和司法权一般由少数显赫家族首领组成的长老会议主持。城市自由民要遵守国王制定的法律，在所居住城市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有权上诉至国王本人。汉谟拉比时代以后，商会在法庭审理上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涉及王室、神庙和跨城市的案件，仍然需要国王亲自审理。
——据张可嘉《古巴比伦时期巴比伦尼亚地区城市研究》
材料二 亚历山大逝世后，巴比伦总督塞琉古自立为国王，建立起塞琉古帝国。帝国西部的叙利亚紧靠地中海，又与小亚细亚、埃及接壤。公元前300年起，塞琉古开始在当地建造新的城市。这些城市有城墙、卫城和运动场等希腊城邦特有的公共建筑。每座城市都由国王直接派官员统治，是下辖总督区的中心，设有驻军和王室官员。官员要为移民分配居住地和耕地，并在移民能够自给自足之前，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粮食。塞琉古还允许移民用自己家乡的名称来为城市命名、宣扬宣传建城神话。居住在这里的叙利亚当地人也有和希腊人一样的权利地位。
——据崔丽娜《新建城市与塞琉古帝国早期的国家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巴比伦城市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塞琉古新建城市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齐东野语》记载，“自为遇仙酒肆……遂为湖山旗亭之甲”。宋代时期，这种供人休息驻足的旗亭大量兴建，不少商家因地制宜地在此开设酒肆、茶肆之类。在汴京、洛阳、临安等大城市中，街道不断被拓宽，城中河堤修茸一新，“浮铺”“车担”等流动小贩穿梭其中，成为百姓休闲、赏景、作诗、品茗和社交的绝佳场所，不同身份、职业的人活跃其中，通宵达旦。节日期间，皇帝更是在御街进行“赐御酒”“撒金钱”活动。《岁时广记》“探春游”中载：“大抵都城（汴京）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并纵人赏玩。”此类的城市公共空间在两宋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宋政府在节庆日活动期间加强治安、消防等方面的管控；并为防止民众对公共场所地的侵占和破坏，政府数次组织对乱建房舍的拆除、雇佣民众对园圃和街道清洁及对恶意破坏市容卫生人员的抓捕。
——摘编自吴彩霞《试论宋代的城市公共空间》
材料二 1951年，中共中央指出，“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同时规定允许使用地方财政进行市政工业设施及城市公共空间的修建。各城市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发动群众，清运垃圾、疏浚河道、开辟苗圃、恢复整理旧有公园。1953年后，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国家投资与城市规划局对公共空间的人均面积、功能分区和分布等进行了针对新建城市和旧城市的不同远景规划。除了拓宽马路、规划道路信号灯等，新建城市广场成为这一时期城市建设的亮点，最主要和常见的城市广场是大规模群众性的政治集会场所，空间尺度追求宏大、空间气氛追求宏伟，如北京天安门广场、成都人民广场；此外交通广场广泛筹建，尤其是火车站前广场、机场航运枢纽站广场，不仅解决了人流、车流的集散，也成为旅客的短暂休闲、休憩空间。
——摘编自周波《城市公共空间的历史演变——以20世纪下半叶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演变为研究重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城市公共空间的特点，并指出其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宋朝时期相比，20世纪50年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的表现。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认识。
材料一 张家口堡俗称“堡子里”，占地约23公顷，东西长550米，南北长374米，始建于明代，曾享有“武城”之誉，是长城防线上的重要军事城堡。随着“北方丝绸之路”张库大道的兴盛，张家口由“武”而“商”，成为中、俄、蒙物资贸易的重要通道和集散地。清末时，张家口一度成为中国北方除天津之外的第二大商埠。
——摘编自李如意等《走进张家口堡，感受600年的城市年轮》
材料二 张家口城市发展的三个阶段
| 分期 | 时间 | 说明 |
| 张家口堡时期 | 从明宣德年间至清康熙中期 | 张家口堡建堡,因其“为敌(元政权)要冲”,是长城防线上的重要军事城堡及其城市职能的多样化 |
| 张家口上下堡时期 | 康熙中期至道光年间 | 清政府平定噶尔丹，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和平统一的政治局面得到强化,为互市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促进汉蒙、中俄贸易上,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了“张家口”地名的扩大 |
| 张家口域市时期 | 咸丰到宣统年间 |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北洋三口开埠,使中国北方被迫进入国际贸易市场,德、英、法、日等国加入张家口的经济贸易中，使张家口的商业贸易市场呈现外向化和开放化特征。张家口城市经济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城市实体地城进一步扩张,并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地名一张家口 |
——摘编自陈新海《明清时期草原丝路沿线城市张家口的发展与职能演变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明清时期张家口城市职能的演变情况。(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张家口城市不断扩张的原因。
材料一 唐代的城市管理以治安和政治管理为中心，仍实行坊市制度。宋代，随着坊市制度的瓦解，此前的坊门已经废弛，街、坊地界划分已经混乱，在州府及以上城市中形成了以厢统坊的厢坊制，并出现厢坊、壁隅交错并存，行政、民事、赋役、军事等交叉管理的格局，县级城市中则主要以坊进行管理。具体职能方面，厢主要管理行政和治安。壁和隅是军事性机构，其区划与厢、坊交错，主要管理军事、防火和治安，民事则主要由州县政府管理。而坊作为宋代城市中最普遍存在的城市基层管理单位，起初具有行政管理与治安管理等职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厢坊制交叉管理使得坊作为管理单位的特点逐步淡化，成为征收赋役的基层单位，坊与巷日渐混同。
——摘编自寇博文、贾莹《宋代江南城市基层管理研究——以厢坊制为例》
材料二 自16世纪以来，伦敦作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城市不断扩张。面对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化，伦敦的城市形态日趋落后，城市环境不断恶化，政府消极被动的管理方式，并不能解决城市快速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1666年，伦敦大火为城市重建提供了契机。在王室主导下，依靠不断深化的经济社会变革，伦敦依据大火后的城市实际状况，折中设计师提出的重建方案，统一新建建筑规格，着重修建基础设施和标志性建筑，城市功能日趋完备，从而完成城市形态的转变。完成城市转型后的伦敦，自身活力大大提升，也引领了其他城市的建设风潮。
——摘编自刘聚《近代早期伦敦城市治理转型研究（1666～172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厢房制度形成背景及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7世纪英国伦敦城市治理转型成功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宋代与近代英国城市治理的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