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孔子认为，礼乐制度的松弛、崩坏，导致社会动荡，极力主张“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重建社会秩序。孔子曾把重建礼乐秩序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他一度入仕为官，以求实现其治国理想。他还提倡“学而优则仕”，其弟子亦多有入仕者。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完美的人，必须用礼乐规范个人的言行举止。个人“不学礼，无以立”，在言行上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摘编自王钧林《中国儒学史》

材料二：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上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为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民众对君主是顺从依附的状态，个人权利弱化隐蔽、国家（君主）权力强化突出。

——刘宗英《传统政治文化视角下地方主义行动逻辑分析》

材料三：王韬（1867年漫游英法等国）对西方政体形式作了研究后，认为中国欲谋富强“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课卷批语中，明确就君、臣、民三者关系提出新的见解，君、臣都是为人民办事者，君主好比店铺总管，臣相是店铺的掌柜，人民则是股东，国家真正的主人是人民。

——摘编自雷颐《孤寂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

材料四：鸦片战争后介绍外国历史地理著作的问世，打开了国人嘹望世界的窗口，初步产生了真实而朦胧的世界观念，同时摒弃了“天朝大国”的守旧意识。从19世纪70年代起，尤其是甲午战后，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多渠道传播输导到中国，都是以西方近代国家理念为坐标，宣扬了西方近代国家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无形中构成对君权至上的天朝意识的挑战。在维新人士中，严复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近代政治学说译介给国人，用进化观念观察社会和国家问题。梁启超热情传播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坞的三权分立说等理论。孙中山也主张，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民国，“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摘编自李华兴《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材料一 　中世纪的西欧形成了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民众毫无民族情感而言，他们的忠诚要么是对封建领主，要么是对基督教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把人们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现实社会的重要性提高，世俗权力特别是王权得到加强。通过马丁·路德翻译拉丁文《圣经》等方式，作为民族凝聚力重要工具的民族语言得到普及，使得宗教共同体的地位下降，民族共同体的地位上升。

——摘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材料二　 自鸦片战争以来，“亡国灭种”的遭遇使得原有的国家认同不断被摧毁，这极大地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梁启超认为，“夫所谓·····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只有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民族国家，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认同感，中国方可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古、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材料一   古代并无“中华民族”的名称，“中华民族”的提出是在清末，其时西方列强入侵激发起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中华民族”观念由此萌芽。南京临时政府从国家层面认可民族平等，有利于改变历朝历代狭隘的大汉族观与清朝满族独尊的民族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法律层面将“五族共和”和“中华民族”确立为“中华民国”立国的法律依据。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形成“中华民族”为一体的共识。

——摘编自何一民等《从“恢复中华”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为辛亥革命前已经萌生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广泛流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民国初期，孙中山接受“五族共和”思想作为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准则，少数民族在观念上第一次被置于平等地位，从而令统一多民族共和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国号的使用本身，就极大地增强了国人对“中华”一词所代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的认同感与自觉归属感。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用“中华”一词来命名各种事物，如“中华革命党”“中华实业团”“中华书局”等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以法律形式将人民平等规定下来，如第一章总纲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章第五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继续发展有了法律上的保护，至少实现了法律上平等的联合。

——摘编自李帆《以中华为族称—辛亥革命前后的民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