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梁启超幼年时从师学习，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接受传统文化，聆听众多爱国故事，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1896年，在其文章《变法通议》中，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开明专制”论，强调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攻击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统治是一种“复仇主义”……“百日维新”期间，又撰写不少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严酷的现实证明，改良的道路在近代中国行不通。然而他并未醒悟，跟随康有为，公开提出“保皇”口号，四处建立保皇组织。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

（1）据材料一概括孟子和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共同之处，说明二人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

——（美）A·M·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二卷

根据材料三，概括学者们对青年文化素养期待的几个方面，并结合背景分析这些文化素养被期待的原因

材料一   吾国今日道德之根本问题，乃在革除昔日一本不易旧道德之观念，而建设今日因时制宜新道德之标准。就目前之情势观之，应规定者约有三事：（一）注重人道主义，以平等博爱诸德实行之；（二）发达个人之利己心；（三）主张极端之自由思想。

——吴康《论吾国今日道德之根本问题》

材料二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材料三   我们今日的环境，真是不幸极了：社会的种种组织、风俗、制度，都是过渡时代、“青黄不接”——新文化未能完全产出，旧道德已宣告破产；使得国内的军政、民政以及工商百业，都显出一种黯淡凋零的状态，比之欧洲黑暗时代，也差不多。

——左立夫《中学毕业生的切身问题》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期。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些黄族因为种种原因往往离弃宗国，避入他邦，重新入仕，加入到异姓大夫的行列中。不仅贵族、游士弃宗族而不顾，就是普通民众也开始试图离开宗族和家长，他们积聚私财，分家另过，逐渐形成不同于大家族的小家庭。春秋时期，人们对于人性问题的探讨尚未达到哲学的高度，孔子本人也很少谈到人性问题，战国时期，则出现了“性善”、“性恶”、“性无善恶”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冯雪俊、高锦花《论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

材料二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崇尚自然、超然物外而风流自赏的生活方式。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到，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时期。而这种觉醒带来的是自由，是对个性的张扬，是对自我意识的突出。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吴玉娟《以“人的觉醒”为主线的阮籍玄学美学研》

材料三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坚定地提出：“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了，然而，所有的“黑暗”与“罪恶”非但没有根除，反而卷土重来。孙中山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这使孙中山从不遗余力地奔走于革命事业转而冷静地思考中西民族性的差异，探索在中国进行更为必要的“心理建设”的途径。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谢毓洁《试论近代中国“人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