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西学中源”说发端于明清之际。鸦片战争后，其在士大夫阶层中渐次流传开来．持有此说的士大夫认为，西方学术文化虽有可取之处，但穷究其根源都是来自中国。出使欧洲四国的薛福成在日记中依旧相信西学源于中国：“昔者宇宙尚无制作，中国圣人仰视俯察，而西人渐效之。今者西人因中国圣人之制作而踵事增华，中国又何尝不可因之？”……洋务运动初期，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论断。从那时起，“中体西用”思想的基本构架已经成型。
——摘编自季荣臣《论洋务派的“西学中源”文化观》
材料二：洋务后期，一批通过亲身经历或各种媒介手段而较为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状况的新型知识分子，逐步在洋务派中培育出来。以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钟天纬等人为代表的激进入士，在思想见解上已经开始明白办洋务的路数之不可恃，开始议论如何才能突破摹习西方器物技艺框架、谋求从根本上学习西方的救国新方案。在文化观上，他们口口声声维护着“中体”，实际上却把注意力投放到如何才能学习那个一向以为绝无可取之处的“西体”上去。
——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戊戌维新时期的嬗变》
（1）据材料一，概括“西学中源”的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以薛福成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对“西学”关注点的变化，并分析其变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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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28岁的孙文向当时身居要职的李鸿章递交一封信，其中多处涉及李鸿章及其参与的洋务运动。摘片断如下：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窃尝闻之，昔我中堂经营乎海军、铁路也，尝唇为之焦，舌为之敝，苦心劳虑数十余年，然后成此北洋之一军、津关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勋名功业，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众，行之尚如此其艰，其他可知矣。中国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则虽尧舜复生，禹皋佐治，无能为也，更何期其效于二十年哉？……
窃维我中堂自中兴而后，经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才为急务。建学堂，招俊秀，聘西师而督课之，费巨款而不惜。遇有一艺之成，一技之巧，则奖励倍加，如获异宝。诚以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心至苦而事至盛也。……
伏维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之难，又有行之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用敢不辞冒昧，侃侃而谈，为生民请命，伏祈采择施行，天下幸甚。
问题：
（1）部分同学对上书时孙中山的政治立场有以下几种看法：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你认可哪一说？试说明理由。
（2）材料中的“中国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的“膏肓之病”指的是什么？并解释你的判断依据。
（3）你如何看待孙中山对李鸿章及洋务运动的看法？
材料一 盛宣传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从1870年开始充当李鸿章幕僚，创办了一系列实业和教育事业。1896年，他将自办银行的见解向清廷作了系统的表述：“银行昉（开始）于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国之货财，以应上下之求给，立法既善于中国之票号、钱庄，而国家任保护，权利无旁挠，故能维持不敝。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务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摘编自谢俊美编《中国通商银行》
材料二 1897年5月27日，经过盛宣怀一段时间的筹备，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银行股份全属华股，总董全是华人，其构成不是封建官僚就是买办商人，实行“权归总董，利归股商”。它的内部章则制度完全仿照英商汇丰银行章程来拟定，用洋人为大班，掌握业务经营上的实权。它以上海总行为中心，积极开展业务。
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行）各类放款占其放款总额百分比
| 年份 | 国内工商业、交通业及其他 | 钱庄 | 外国洋行 | 外国在华银行 | 合计 |
| 1897年底 | 70 | 14 | 12 | 4 | 100 |
| 1898年底 | 51 | 11 | 38 | 0 | 100 |
| 1899年底 | 85 | 0 | 15 | 0 | 100 |
——摘编自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初创时期》
（1）19世纪中后期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根据所学知识，指出当时世界经济的基本状况。
（2）根据材料一，归纳盛宣怀提出的中国自办银行的理由。
（3）根据材料二，指出中国通商银行初创时期放款的重点领域。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行在重点领域放款所起的作用，指出该行在初创时期存在的不足。
材料一 人才标准问题是我国古代人才思想的重要内容，不同时期的人才思想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诸子百家倡导“德才兼备，德先于才”，曹操《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唐太宗反复强调“为官择人，为才是与”，司马光认为“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致覆灭者多矣”，又提出“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面对内忧外患，洋务派从实践中开始尝试新的人才标准：必须具备外语能力；必须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和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其中，关键是掌握近代军事科技知识；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仍然保持封建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洋务派的新人才观打破了传统的人才范畴，人才内涵发生了根本变化。
——摘编自徐凯、胡君辰《人才评价标准的历史演变》
材料二 英国的现代文官制度起源于18世纪中叶，正式确立于19世纪70年代。文官制度要求在选拔文官的公开考试中以“通才”为标准，择优录取。“通才”原则造成了英国文官的贵族化趋向和英国社会对教育科技事业的普遍冷淡态度。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国家职能日益转向经济管理，不懂专业知识的行政通才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复杂、日益专业化的政府工作了。1968年《富尔顿报告》揭开了二战后英国文官改革的序幕，具体内容：实行行政管理专业化，改革通才官僚结构，削弱通才对政策的影响；设立文官学院，加强对文官的专业培训；调整文官的分级制度，行政级、文书级等统称为综合类，专家科技人员通称科学类，打破了文官制度的“封闭型结构”；增加专业人员的比重，实现专业化管理，要求今后考试任用的人员必须具备专业知识。这次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未能打破通才体制，却引发了人们关于文官选材标准的深思。
——摘编自《从富尔顿改革看英国文官制度中的“通才”原则》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中英两国选拔人才标准的变化。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英两国人才标准变化的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