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我们的（政府形式）之所以称为民主制，是因为权力不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是由全体人民掌握。

议事会成员经抽签选举产生，名额根据每个基层行政单位的公民人数按比例分配，这是最早的比例代表制。30岁以上的公民一生可以当选两次，每次任期一年。

各法庭审理的案件是通过抽签选定的，各庭的房间，法庭主持人，水时计，监督人，监票人的产生，也由抽签决定，其责任是一次性的，下次开庭再次抽签。

材料三 英国“光荣革命”（实际是一次政变）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在一个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控制“控制者”的办法。……这大概是改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

——摘编自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

材料四 参议院有审讯一切弹劾案的全权。……凡必须经参议院及众议院一致同意的命令、决议……应经总统批准……经参议院的协议及同意，并得该院出席议员三分之二赞成时，总统有权缔结条约；总统提出大使、公使、领事、最高法院法官及合众国政府其他官吏，经参议院的协议及同意时，任命之……

——摘自《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材料五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总理可以驳回总统的意见；总统的命令须由总理副署才有效力。

中国疆域的沿革不仅呈现出空间范围的变化，更是一个国家形成的历史见证。

材料一：秦朝和清朝疆域的示意图。

材料二：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摘自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三：康雍乾三朝开疆拓土，中国疆域再次扩大，远迈汉唐，亦超越元代，清朝盛世时疆域辽阔。                                                               

――摘自罗文兴《被误读的中国历史》

材料一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

——《史记》

材料二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镇）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官的设置源于先秦时期。秦朝，以御史监察和谏（议）大夫为主的谏官谏议，随着专制集权制度的确立而制度化。汉代御史秩皆六百石，隋唐御史在六品至八品之间……监察御史等监察官的选授权多集中在皇帝手中，并且要求严格。明代要求“（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且“新进初仕，不许除授御史”。自秦汉历唐宋至明清，御史由所属机构多变动、仍身兼他职的监察官发展成机构完全直属皇帝、专司监察的官员。古代监察制度中，监察官多享有独立行使职权的权力。隋唐以后，御史监察机构作为独立的职能部门，一般不接受任何一级行政长官的指令。……御史之外还常派使臣临时巡察地方。常驻与巡察，例行与不定期巡察相结合，表明了对地方吏治的格外重视。

——摘自《中国古代御史、谏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材料二   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上自朝廷，下至庶民，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君主也无权“以命令更改废止”。这种一切权力都是法律监督对象的宪政观念的诞生、传播和逐步被接受是法律监督近代化的最大成就。清末新政以后，逐步确立了立法、行政、司法和审计监督等各种法律监督于一体的综合监督体制和分权制衡的法律监督原则。随着报纸等新式传媒工具出现和“庶政公诸舆论”等立宪指导思想的公布，“庶人不议”的禁令被解除了。

——摘自《简析法律监督体制的近代化》

材料三   美国的建国者从分权理论和制度中获得借鉴，把它改造，转化为一种复合的分权制衡体制，以防止某一分支的侵夺或垄断权力，从而保证“有限政府”理念的实现。美国没有建立统一的监察体系，行政的监督任务被分散到各个行政部门分别执行。美国的行政监督系统包括议会监督系统、政府内部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等，其中并没有设立专门负责行政效能监察的机构。在美国效能监察和廉政监察基本是并重的，“好的政府就是高效廉洁的政府”。

材料一：（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着深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唐初每事先经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者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继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者并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只主书填“奉行”而已。

——《朱子语类》

材料二：没有均衡，制度就会因缺乏必要的张力而松弛，如同长短不一的桌子腿难以支撑起平展的桌面一样。因此，“有衡”对于政治制度问明来说，犹如大坝之于河水。泛有均衡，就没有制度，一项新的制度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形成一种新的权力或利益的均衡。制度因有均衡而存在，也会因打破均衡而有亡。

——虞崇胜《论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

材料   永乐时期的内阁大学士虽参与对国家机务的处理，但品秩低微，仅正五品，而且“不置官署，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洪熙皇帝即位后，将内阁大学士的官秩提升至正二品，又加封他们“公”、“保”等荣衔。宣德时期，进一步完善了内阁制度，为其设置了制敕房、诰敕房等官署，又令内阁大学士，提出处理意见，即“票拟”，形成了“阁职渐崇”的局面。与此同时，为防止内阁权力的过度膨胀，宣德皇帝打破朱元璋“不许宦官识字”的禁例，设立内书堂，隶属于司礼监，命翰林学士陈山等教授小宦官读书。还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代皇帝批阅章奏。所有章奏，除“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正如时人陈孜所云：“我朝祖宗既设司礼监掌行，又命内阁大学士共理，内外相维，可否相济……今后政务，不分大小，俱下司礼监及内阁共同商榷，取自圣裁。”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主编的《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丝绸之路”始通于西汉张骞“凿空”、在西域设置行政管理机构之时。当时的道路由东而西：自长安经河西走廊通向中亚。经这条路运往西方的商品有蚕丝、丝织品、铁器等，从西方输进中国的商品有良马、葡萄、石榴等。汉代丝绸之路引发了各国互相接触的强烈愿望。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卷2》

材料二   唐朝丝绸之路畅通，“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的局面形成后，丝绸大量输往许多国家，外来物品也纷纷涌入。丝绸是唐朝赋税的重要来源，也是政治外交的主要礼物，唐初赠帛与彩缎予突厥，稳定边疆形势。“秦汉以来，唐马最盛”，“绢马贸易”满足了西域各国渴望得到的丝绸，西域骏马也极大地改善了唐朝的军队装备，成为中西交通的重要工具。外来物品如金银带把杯、彩釉玻璃等器皿传入中原，激发了唐朝工匠的仿制兴趣和创新热情，工艺技术的模仿和审美情趣的启示，最终使唐代手工业品的制作风格发生了改变。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卷3》

材料三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四   

材料五   清朝政府在继承中国历代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对边疆地区行使主权，进行有效的管辖，将一个清晰完整的中国边疆展现在世界面前，在近代以前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

——摘编自成崇德《清代前期边疆通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