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

——王国维《般周制度论》

材料二   由于山川形便原则是促成地方割据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从秦代一开给，统治者使有意识地采用了犬牙交错的原则与之相抗衡，元代犬牙相入的原则走向了极端。清人储大文说：“元代分省建置，惟务侈阔，尽废《禹贡》分州，唐家分道之旧，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故元明二季流贼之起也，来无所堵，去无所侦，破一县，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

——摘编自周振《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三   清代基层社会主要的构成要素有三大系列社会组织：一是官方出面组织的里社保甲坊厢系列：二是聚族而居、自然形成的家族宗族乡族系列；三是同样自然形成，互动共生的经济型乡族组织及行业组织系列。这三大系列社会组织或平行，或重叠，或交错，其所处位置及相互关联的方式反映了清朝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及发展态势

——摘编自张研等着《清史十五讲》

材料一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之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下臣诸侯之制。……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材料二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贵族制让位于官僚制。官僚制是顺应中央集权和皇权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在官僚制时代，不管是旧贵族、新贵族，还是新兴的士人阶层，都必须通过任命，转化为官僚，才能成为政体的直接参与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贵族从分封制下的社会政治阶层转化成了郡县制下的社会阶层，成为官僚的贵族便不再具有封地主人和天子臣属的双重身份，而仅仅只有天子臣属的一种身份。

——《文史纵横》（2009年第3期）

材料三   材料四   元朝大政委于中书省，今冀、晋、鲁、内蒙及河南的黄河以北地区称“腹里”，由中书省直辖。中书省也称都省，为全国行政中枢。总领各行省，又兼辖腹里。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元制，凡有重大军事，则遣中书省官员前往督之，其班底仿中书省建制，故称“行中书省”。《元史·地理志》中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

材料五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一   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这些驰道宽22米，路基高厚，以铁锤夯筑得坚实平稳，还在道旁栽种了树木。公元前212年，命令蒙恬主持修建了一条由咸阳向北的“直道”，经云阳、上郡直达九原，全长900余公里。后在云贵地区修“五尺道”，在湖南、广东等地修筑了攀越五岭的“新道”。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汉武帝继续了秦朝的政策，修建公路以方便各地间的商业和交通。为了发展同中亚、西亚、南亚各国的交往，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的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二   同中国一样，罗马人也是通过建设运输和交通网络完成帝国一体化的。罗马的道路有很深的路基，路旁有围护、排水渠，路面铺设了大块平坦的筑路石，主路宽6-8米，可供双向车辆同时行驶，蜿蜒的山路也有2-3米宽。沿路设置了驿站。公路连接了帝国的各个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公路全长2500公里，沿东北边境从黑海一直通向北海，与多瑙河和莱茵河平行。一条长4800公里的路与北非海岸线平行，许多支线直插南方，商人、士兵通过这些支线可深入撒哈拉沙漠。在地中海地区，罗马人新建了一些道路，方便了这一地区的旅游和贸易。还有一些公路从地中海东部的城镇和港口一直通到帕尔米拉——这是亚洲中心通往西部的最主要的商站。据估计，罗马道路的总里程超过了8万公里。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新全球史》

材料一   春秋时代，郡县制开始萌芽。楚、秦、晋等国出现了县，最初设在边地，带有边防性质。郡的出现比县稍晚，也多在边地。到战国时代，在边地的郡下分设若干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封国，将郡县制推向全国。郡县制为汉代沿用。汉武帝分境内为十三刺史部，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这时的州还只是一种监察区，各州置刺史一人，代表中央巡查郡县吏治。到东汉时，刺史已有固定治所，并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对所部郡县官吏实行管理，州正式成为地方行政区。州郡县三级制历两晋南北朝不变。--摘编自薛明扬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隋初沿用州郡县三级制。但南北朝以来，行政区划变化纷繁，反映出地方分权的特点。开皇三年（583），兵部尚书杨尚希上表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隋文帝采用此建议，罢去郡一级，改为州县两级制，并且合并了一些州县，清除了过去层次、机构过多的弊端，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元朝变革地方行政制度，设立行省。行省官员常以“藩大臣”和封疆大吏自居，替朝廷镇守地方；凡行政号令和公文申禀，“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省）而后行”。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一   农业社会里，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与之相应的制度特点是专制。但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这是中国制度建设的独特之处。……秦朝郡县制的建立，是中央集权体制形式中最关键的步骤。“县”是“悬”的古字，“悬”者，垂直也。……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发展，跟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密切相关的。……中央集权制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中华文明的沿承延绵的意义不可忽视。

——陶涛《关于“中央集权制”的几点思考》

材料二   制宪者们有两个需要同时实现的目标：首先是立国，惟有将邦联条例下13个松散的独立州凝聚起来，建立一个可以行使足够权力的联邦政府来取代邦联，合众国才成其为一个国家。其次是限权，约束权力是宪政的根本，这个联邦政府的权力必须恰当，而且从创建伊始就要将限制自身权力的机制设置其中。

——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变迁》

材料三   联邦可以造成健康的强有力的政治局面，维护美国的和平与安全。一个有效率的全国政府与和谐的联邦是对付外来侵略的有效手段，它可以把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集中起来，用于任何方面的目的。

——顾素《自由主义基本理念》

材料四   前元之世，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达，寻至大乱，深可为戒。

——余汝楫《礼部志稿》

材料五   资本主义萌芽从明中后期出现到鸦片战争前夕，始终在萌芽状态中徘徊。……八股取士和大兴文字狱是明朝统治者用于钳制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

——郑宝琦《中国古代通史》

【推荐2】材料   秦朝《为吏之道》中提出“五善”、“五失”。所谓“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勿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五失”则是“夸以迤”、“贵以大”、“擅制割”、“犯上弗智（知）害”“贱士而贵货贝”。

西汉时期，地方官“上计”薄记载主要内容已经成为“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据《唐六典》卷二《吏部考功郎中》记载，唐代考课标准有“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指德、慎、公、勤。“二十七最”则是针对各个部门提出的具体要求。宋代考课标准依不同职官有很多具体规定，如地方守令有“四善三最”。“三最”即“狱讼无冤、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赈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对监察官员有七事等。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张晋藩《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