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陆生（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汉高祖）骂之曰：“乃公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董仲舒在“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这三纲可求于天。”“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围绕“儒学与君权”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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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作为姓氏文化的一部分，既是代表一个人的符号，又是一定历史文化、社会意识的反映。试从上表中提取相关信息，总结两条关于中国人命名的特点，并结合中国史相关知识加以说明。
材料一 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上者五六百户”，到文景之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汉初思想文化的混乱，黄老思想以“无为”为基调，导致政府处理问题时，不得不依靠法术。同时大量食客游走于诸王之间，思想得不到统一；地主豪强“众其奴婢，多其牛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致使“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汉初匈奴越来越猖獗，“汉文帝十四年，单于十四万入萧关、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多”，“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掠甚众而去”。对于这些问题，汉初诸帝也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没有一种全新的政治思想做指导，因此缺乏有效的对策。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急需变无为而治为有为政治。
材料二 此时的儒学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具有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合理部分，因此，受到汉武帝的高度重视。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法制国家的基础。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司马迁《史记》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汉武帝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作出合理的历史解释。
材料 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汉代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成之道”的刚柔之术。汉代“文武并用”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汉代这种治国方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为以后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提供了蓝本。
——摘编自刘太祥《“文武并用”：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
根据材料，围绕“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这一主题，提炼一个恰当的观点，并运用所学知识对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