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仲舒利用“天”的观念和“家国同构”理论，对忠、孝的合理性做出了新的解释，使儒家所提倡的忠、孝伦理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同时也为汉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全民的伦理信仰。

——摘编自李佳哲《董仲舒的忠孝理论与汉代忠孝伦理制度》

材料二   朱子把儒家的伦理纲常提升为本体的“理”，又认为“理”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所

以对个体来说认真地体认外在事物之理，把外在的理内化为个人内在的道德自觉性才是修养的重要任务。陆九渊则强调道德修养在于对本心的涵养，而不在于向外考察。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摘编自《宋明理学的兴起及其内部两种思路的异同》

材料三“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

——摘编自【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黄宗羲那里，改变君权过重、改变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羲，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儒家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从传统经世的旗帜下走向分化，其派别主要有：试图把经学大义运用到实际政治中去的“通经致用”派；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以科学技术为武器实现富国强兵的“科学技术”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倡导派留学、译西书、设学堂、兴军工、办实业、练军队，以维护伦纪圣道的“中体西用”派；推行君主立宪，并以此为工具进行变法的“维新变法”派。这一分化，使得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各种思想斗争此起彼伏，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与脉络。

——摘编自郭歌《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材料三   20世纪，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地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不断进行思想的解放：

陈独秀认为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从来没有民主与科学，所以应当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

——摘编自曾乐山《五四时期陈独秀思想研究》

孙中山强调：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

——孙中山《国民党一大宣言》

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方面，超过了他的同事。毛泽东认为，如果你对事物有所了解，你就能够并且应该照那样做，但是你的经济和你实践的结果，应该引导你对你所知道的东西加以再认识。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材料一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体著作。“泛爱众，而亲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等意蕴深刻。《老子》认为“天下多忌讳（禁忌）而民弥贫，法物（即为合法地纳民之物）滋章，而盗贼多有。”

材料二   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材料三   后代人们，由其现实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各取所需，或夸扬其（孔子）保守的方面，或强调其合理的因素，来重新解说、建造和评价它们，以服务于当时阶级的、时代的需要。于是，有董仲舒的孔子，有朱熹的孔子……孔子的面貌随时代、阶级不同而变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四   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民也，非为一姓也。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夫治天下犹曳（yè，拖拉）大木然，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

——摘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五   史论黄氏之说，根本上不脱儒家思想理路……若以为其所论仍与“现代”不侔（móu，相当）而定其为无新见，则失于以“现代”事物为绝对尺度。

——赵轶峰《十七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思想诉求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