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晚明，新的市民阶层兴起的历史条件下，李贽将真情感的抒发与深刻地揭露道学家们的极端虚伪性联系起来。····从李贽生存的时代来看，晚明是资本主义萌芽初期，手工作坊不断出现，逐渐代替了自然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在物质生活富足的前提下，那些经济上有实力的商家要求政治上的地位，于是出现了精神上的反叛。

——摘编自肖国华《李贽的“儒学情结”》

材料二：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面是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是以李贽为首的反理学思潮。与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出现了带有一定反封建色彩的早期启蒙思潮。如被称作“异端之尤”的李贽，他对封建独断论的怀疑和否定是空前的；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唐甄、颜元等人，从不同侧面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宋明理学展开了论战，有的批判锋芒更直指封建专制的统治。他们抨击宋明理学中的禁欲主义，提出“私欲之中，天理所寓”等新的命题。顾、黄、王等人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自然观中的理性主义，也都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相对立。然而，在明清两代，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仍然是理学，启蒙思潮不过是在潜滋暗长。

——摘编自刁国庆《试论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的递变》

材料一   哲学家们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主张。

——[美]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其实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两汉400余年，它渐渐由孔孟时期的原始儒学衍化为掺杂了诸子思想和古代迷信的庞杂思想体系……与其说儒家思想征服了汉代学者，不如讲是汉代学者改造了儒家思想

——[美]费正清《中国的传统与变迁》

材料三   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利用、厚生、正德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材料一   在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所著，苏世军、周宇翻译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书中，我国古代有七人入选。以下是其中的三位：

材料二   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帝王之将兴，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

——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材料三   至论天下之理，则要妙精微，各有攸当，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圣人为能尽之，而其所言所行，无不可为天下后世不易之大法。

——朱熹

材料四   夫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耳。

——李贽

材料五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日知录》卷一三《正始》

材料一   守旧而维新、复古而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使正在消失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够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

——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黄宗羲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顾炎武提出要因地制宜，振兴商业；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主张为学应求务实，应关乎国计民生，致力于社会变革，并身体力行。

——摘自《朱文公文集·答张敬夫》

材料一：明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史学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期。延续数百年的程朱理学走向没落，经史考据之实学思潮兴起，并且出现了早期的启蒙思潮。士大夫对理学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发展。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三大家”之一，他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嬗变与转型。顾炎武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即对普通劳动者历史作用的认识和认识论等方面上。 顾炎武认为“天子一位”，君主只是一个爵位，是人民“推举”而来的，没有绝对的贵胄，君主要重视人民。 在认识论上，顾炎武的学识是建立在自身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他通过自己的学识与实践正确论证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他认为，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摘编自金海峰《浅析17-18世纪中西方史学的嬗变与转型》

材料二：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的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与当时国内主流史学界并不符合。社会史论战本身既是由现实问题而来，又全然表现为回到现实问题中去。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进而展开的社会史论战，因其较为明显的非学术色彩、普遍生硬的史论综合特征等原因，短时间内难以得到主流史学界认同。 社会史论战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联结在一起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雏形，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尚需从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充实加强。之后的几年里，人们更注重反思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问题，在充实史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经济史研究。研究者及其观点也发生了各种变化，经过几年的讨论、研究、调整、淘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以后逐渐明确。

——摘编自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