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孔子虽“罕言利”，但他不排斥“利”，且表明在“义以为上”的前提下，可追求合理的利益与财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主张“以义制利”，认为财富分配不均匀是导致纷乱的根源，“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同时代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强调“所谓财富，如其所有者不是公正、有德性的，即不能称之为财富”，懂得“以德生利”才是长久之道。在财富分配的方法上，柏拉图提倡“公有制”的原则。在理想国中，国民谁也不能拥有私有财产，统治阶级——哲学家和武士“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之外”，不能够拥有“金和银以及凡希望幸福的人们常有的一切”。柏拉图同时强调精神财富的重要性，物质财富仅是一种下等财富。

——摘编自朱晨蕾《孔子与柏拉图财富论之比较分析》

材料一   雅典城外阿波罗神庙墙上，铭刻着古希腊哲人的一句名言：人啊，认识你自己！体育就是人类认识自我的一种方式。雅典在公元前8世纪形成奴隶制城邦，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推进社会发展。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体育思想影响了2000多年来的人类生活。

古希腊体育思想   

——摘编自谭华、刘春燕主编《体育史》等

材料二   孔子在“六艺”教育中，重视体育活动教化作用。“射”“御”及“乐”中的“舞”，都是通过一定规范的身体活动来培养学生的“礼”，即通过体育的形式培养学生尊重理法的习惯和精神。孔子体育思想是为理念服务的，这种理念是以“礼”为外壳，“仁”为内核的思想。在中国古代体育历史长河中，孔子体育思想起到了各家诸子都无法比拟的后世影响力。后世儒家在继承基础，上不断地创新和发展，使之更为成熟与完善。人们遵循孔子的体育思想，积极从事实用性体育运动，强身健体。

——摘编自王烈《基于“六艺”教育下孔子体育思想的阐释》

材料 春秋末期，礼包括贵族交际中的礼节及贵族婚丧嫁娶等的典礼。当时儒者依靠襄助这些典礼和教授仪文为生，“不学礼，无以立”。孔子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如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孔子及弟子将当时的交往礼仪和各种典礼整理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礼》。他传承古典文化的原则是“述（记述）而不作（修改），信而好古”，但在传承礼的细节上偶有取舍，例如冕，古礼用麻，时人用丝，孔子遵从民众习惯，因为当时用丝廉价；又如古礼臣拜君于堂下，而当时臣拜君于堂上，孔子采用古礼。孔子传承礼的指导思想是“忠恕”，“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忠”的意义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意识。六经中，《礼》是孔子常讲和弟子必修的。

——摘编自张荫麟《中国史纲》

材料一   在人类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在公元前6-4世纪，东西方文化在几乎没有相互联系的情况下，出现了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老子、孔子等圣人先哲，他们振聋发聩的著述和思想至今在很多方面文明仍然难以超越。

材料二   历史上捧孔子，有三种捧法：一是讲治统（围绕政治）,这是汉儒;二是讲道统（围绕道德）,这是宋儒;三是拿儒学当宗教（或准宗教）,这是近代受洋教刺激的救世说。三种都是意识形态，说是爱孔子，其实是害孔子。

——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

材料一   儒家“乐”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孔子。而孔子的“乐”观念则集中体现在其弟子对其言行而进行编纂的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其中对《韶》和《武》两种音乐的观点，对于人生境界的追求，以及对生活的乐观态度这三维度，从中可以大体概括出儒家“乐”观念的基本内容，有力地说明先秦儒家“乐”观念已经初具雏形。孔子在编纂《六经》时，加入自己的观点，在此期间“乐”观念已经初步形成。孔子的毕生追求，是能够建功立业，希望达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在孔子垂暮之年，发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感慨，体现了一种坚持不懈的追求，表达了一种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班小舒《先秦儒家“乐”的观念研究》

材料二   苏格拉底在建构理想城邦时认为，进行音乐教育有利于培养理想城邦守卫者的美德。音乐教育的培养方式是让受教育者全身心地扮演某个角色，“当他就像另一个人那样言说时”，受教育者“完全同化于那个故事中的角色”。守卫者需要模仿那些勇敢、明智、虔敬、自由的人。持续的模仿会让守卫者在言行与思想上形成“习惯”与“天性”。受到良好音乐教育的人会对那些美好事物感到快乐并培育出节制的美德。如果能够按照苏格拉底所设想的那样，一个人从小就接受良好的音乐教育，等其有了理性判断，感性和理性达成和谐从而形成完整的美德，那么就不会出现所谓的“自愿做恶”（“不自制”）的问题。

——盛传婕《柏拉图对快乐主义的接纳与拒斥》

材料一   西周初期，周礼成了一个庞大的“礼治”体系，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调节作用。儒家学说的创造者孔子很重视修身，他把修身视为立足社会建功立业的必要主观条件，对于维护社会和谐有一定的作用。“执中”的原则本是古代治国安民的方针，孔子把它发展成“中庸之道”,并把它从治国方略引向了一般方法论原则。在孟子的仁政主张中，贯穿着以民为本的原则，他认为民众是政权得以稳固的根基，民心向背对于保持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宁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古代开明君主和思想家重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重法，不少思想家把法视为治国安邦的良策。

—摘编自谢兵良《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探析)

材料二   两宋时期，政治危机严重，但程朱学派所处的时代社会思想文化环境最为宽松。宋朝农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远远超过盛唐，但社会经济所创造的财富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国内贪污腐败严重，农民起义不断，外患也日益严重，引起了统治集团的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宋朝学者为挽回世道人心，重塑伦理道德，积极构建理学大厦。和谐既是儒家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也是程朱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身心和谐方面，提倡“自爱其身”,朱熹认为“自爱”既是天性，又是天德。在家庭和谐方面，程朱学派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思想，特别将“治家”提升到了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在社会和谐方面，注重培养社会责任感，树立社会“公意识”。程朱学派还提出了“知其性”与“尽其心”的重要修养方法，对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摘编自谢英《程朱学派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