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至宋朝宰相入仕途径简表（部分）

——摘编自王翠《从贵族到庶民―唐宋宰相家庭出身及其入仕途径的比较研究》等

材料二   975年，宋太祖下诏：“向者登科（科举应考人被录取）名级，多为势家所取，塞（阻隔）孤贫之路。今肤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前弊矣。”此后君王都沿用此制度，选拔有才干的贫寒士子充实官员队伍。……宋太宗时，“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允许工商业者及“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以至于“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

——摘自唐凯麟主编《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

材料一   汉代“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摘编自《后汉书·百官志注》

材料二   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愚臣以为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摘编自房玄龄等《晋书》

材料三   入仕群体中寒门子弟所占比例变化表

——数据来源于何怀宏《选举社会》

材料一   唐代科举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允许自由报考，当时的取士原则兼顾着士子的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若仅就规则而言，尚不周严。为杜绝舞弊，自宋真宗朝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誊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也实行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在宋代，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赵宋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们在处理各类国家事务之际亦敢于负责而直抒己见。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由于英国政府管理的混乱、低效率，给军队造成了相当大的伤亡……1870年6月，英国政府颁布枢密院令。规定，凡未经考试并持有文官事务员会资格证书者。一律不得从事任何事务官职。从此以后，一切文官职位的任命，都必须根据文官事务委员会的规定，通过公开竞争考试录用。

——摘编自杜丽《英国公务员制度形成的历史与贡献》

材料三   在撒切尔执政时期，英国政府开始改革文官队伍，力求使得文官的知识体系更好地与现实需求契合。通过对文官的“通才”选拔中可能存在“专业缺位”的问题进行改革，英国要求文官在具有丰富知识的基础上，更要精通某个专业领域，于是“专业性”逐渐成为了对文官考核的一个重要方面。

——摘编自吴俊桥《关于英国公务员制度的探讨》

【推荐1】科学揭示规律——科学解放思想——科学救国兴国

材料一先秦时期，中国人观测星象，主要是为生活生产服务，往往只描述观测结果。商周时期留下了世界上最早关于日食、月食的记录。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家石申，利用赤道坐标记录了八百多颗恒星的位置。后人保留下来的《石氏星表》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

古希腊人带着超然的心态观察天象，试图探索宇宙的本质。公元前2世纪，天文学家希帕克斯利用天球的模型对星座进行观察，制订了一个不少于850颗恒星的星表。这是西方第一个星表。他还编制了太阳月亮运动位置表，能够预报日食和月食。

（1）依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与希腊在天文学研究方面的异同。

材料二“他（哥白尼）用这本书……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

“大自然和大自然的法则藏匿于黑夜之中；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于是世界一片光明。”

“以达尔文著作的出版为界，在此之前是传统基督教世界观的思想意识占据着统治地位。那种世界观得到了圣经权威的认可，……认为动植物物种是各自分别被创造出来的，而且自它们产生以来就从来不曾改变过。”

“在我们这一时代的物理学家中，爱因斯坦将位于最前列。他现在是，将来也还是人类宇宙中有头等光辉的一颗巨星。”

（2）阅读材料二，模仿示例，简述以上科学家的主要成就，并从思想解放的角度阐释其影响。

示例：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否定了教会所鼓吹的地心说，使自然科学逐渐从教会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得到独立的发展。

材料三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们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洋务运动以兴建实业为主要内容，还有组织地翻译了《克虏伯炮说》《兵船汽机》《代数术》《电学》《化学鉴原》《地学浅释》等大量西方科技文献。

维新运动期间，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原富》（即《国富论》）《法意》（即《论法的精神》）等著作，把进化论、西方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理论等介绍到中国。

新文化时期的知识分子进而将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规范体系，一切都必须按科学原则形式，都必须以科学的原则加以裁决。

（3）依据材料三，结合所学，以“近代中国人对科学含义认识的变化”为题，进行解读。

要求：提取信息充分；总结和归纳准确、完整；解释和分析逻辑清晰。

——摘编自路高学《董仲舒与大一统》

——摘编自梁启超《中国魂安在乎》

材料一   康有为认为，孔子学说被误解、歪曲、篡改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始误于荀学至拘陋，中乱于刘歆之伪谬，末割于朱子之偏安。”谭嗣同认为，儒家的变质始于荀子，继荀子之后败坏孔学的先后有叔孙通、刘歆、韩愈、程朱。宋恕则认为，自汉以来，儒家实亡，此后的所谓儒学实际上是“阳儒阴法之学”。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

材料二   康有为把19世纪末中国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的变法维新的思想、愿望和要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孔子说成是“与时变化”、创立“选举”等制，想望“民主”之“太平”，用自己的观点阐释儒家经典，使人们相信，“变法维新”，就是遵循孔子的“立法”，孔子也就成为了变法维新的祖师。由于康有为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孔子，奴隶制社会的孔子资产阶级化了。

……

他认识到，与其打倒孔子，反而不如神化孔子，改造孔子，为我所用。“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于是他重搬儒术，利用当时迷信孔子的心理，把孔子乔妆打扮，拼命神化

——万平《试论康有为变法维新的体制蓝图》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县以下基层社会，由具有强烈自治色彩的家族、宗族、乡族等组织系列（里社保甲与行会等亦均以家族、宗族等实体组成）在行政司法、经济活动精神生活等方面，成为国家末端政权的补充，起到所谓“结构——功能替代物”的作用。费正清曾说：“中华帝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城方，就是它能用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进而他解释：“政府统治的活动可以区别为两类，一类是往下只到地方县一级的正规官僚机构的活动，另一类是由各地缙绅之家进行领导和施加影响的非正规的网状系统的活动。”“地方长官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该地唯一代表。这种表面地位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长官只有在与当地士绅头面人物的密切合作下，才能做他的工作。”

——摘编自张研、牛贯杰《清史十五讲》

材料二 在清末民国的地方治理中，形成了几种具有公共权力性质的组织机构，他们的首领人员是各地的士绅。如县议（事）会、参事会、城镇乡议（事）会、董事会、乡董（佐）；各县的教育、警务、实业和财务等四类局、所，县、区、乡保卫团等地方保卫机构；教育、警务、自治等各种形式的区乡行政机构；各地乡村长副、正佐等村治组织；农会等社会自治团体等。曾经是以“士”为基本特征的文化权威在地方自治的制度演变之下，逐渐开启了“士绅权绅化”和“绅权体制化”。此时的士绅已非传统社会中的威望型人士，而是更多的依赖于占有公共组织和权力机构的权绅。他们在主持基层社会的公共事务时，已经不是源于他们曾经所具有的无形的社会声望，而是“大多已具有成文的法律依据”。

——摘编自杨东《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与参与主体的近代嬗变》

920年颁布了第一种契丹文字（“大字”，借用了与契丹语言有很大不同但又对其影响很大的汉字），这种文字到阿保机统治末年已广泛使用。925年，当回鹘使臣访问宫廷时，皇帝的弟弟迭剌（阿保机称他为家族中最聪慧的人）受命接待他们，在学会他们的文字（拼音文字）后，发明了第二种文字“小字”。

这样，到阿保机统治末期，双重政治体制的运行成为可能。在这种体制下，北方各部所在地区用契丹文处理政务，记录文件，而南方（汉人）地区既用汉文又用契丹文。这有助于契丹人保持自身的民族尊严与文化特性，但也在契丹贵族精英中间播下了长期冲突的种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固守部落传统社会的准则与习俗，而另一些人则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与之差异很大的中国观念与做法。由阿保机所创建的国家“双重”性质也许是有成效的，在契丹人越来越融入汉人世界的同时，他们却又保留了其固有特色。

——费正清：《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