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始终是以变体的家长制形态出现的，也就是“家天下”的变体。当时由于小农经济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国家的权力机构往往并不深入到乡村社会，而是止于县政；在乡村社会通过“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利用乡村自治组织力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家”的认同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对“国家”的认同。因此，治国和治家的规则是通用的，“三纲五常”既界定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又规范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专制皇权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往往借助乡村社会内生的伦理教化来实现在乡村的统治，而不仅仅是借助“横暴的权力”。

——摘编自任剑萍《对中国古代“家国同构”之探析》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介绍外国历史地理著作的问世，打开了国人嘹望世界的窗口，初步产生了真实而朦胧的世界观念，同时摒弃了“天朝大国”的守旧意识。从19世纪70年代起，尤其是甲午战后，西方近代国家观念多渠道传播输导到中国，都是以西方近代国家理念为坐标，宣扬了西方近代国家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学说和主权在民思想，无形中构成对君权至上的天朝意识的挑战。在维新人士中，严复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近代政治学说译介给国人，用进化观念观察社会和国家问题。梁启超热情传播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孟德斯坞的三权分立说等理论。孙中山也主张，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民国，“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摘编自李华兴《中国近代国家观念转型的思考》

材料一   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皇权对基层农村想管又管不了的现实造就了乡绅的发挥空间，开创了基层治理的模式，既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又创造了社会财富。……至1862年，出现了一支凶悍的地主武装，这就是李鸿章的淮军。淮军是曾国藩的湘军扩张的产物……又成为绞杀捡军起义的主力军。随着淮军的日益强盛，其创建者李鸿章的权力越来越膨胀，淮军不仅担负着当时军事和国防的重任，而且影响到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支撑了晚清四十年的局面，维系着清政府的命运。

——摘编自邱瑰华等《李鸿章与淮军》

材料二   “辛酉政变”使清政府从封闭中走出来，有利于洋务运动的迅速兴起和发展。但是，晚清内轻外重的政治局势决定了清廷……最高权力层的不断争斗……各洋务派集团在办洋务的过程中各立门户，难以形成统一步调，遂使洋务运动倍受制约，发展缓慢。……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有大量的从军记者、政治家、浪人等从思想、制度及国民性层面深度挖掘了中国甲午战败的原因。

——摘编自冀满红《略论洋务运动与晚清政局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