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清时期，金融业有显著发展，尤其是典当业日趋发达，当铺遍布全国城市集镇以及农村。有的当铺资本额高达数万两或十几万两。经营典当业的主要是商人，此外还有地主、官僚，甚至政府也投资设当铺，称为“官当”。当铺的业务除放款外，还接受存款，兼营兑换等。明清时期还出现钱庄、银号、票号等新的金融机构。除了民间自办的各种机构外，清政府也设立了官方的金融机构“官银钱号”，从事各项金融业务。清代金融机构还在一些城市设立了同业行会，订立共同规则，协调金融业内部及其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

——摘编自孔祥毅《明清中国金融革命及其货币商人》

材料二、17世纪晚期以来英国海外争霸战争频繁，军费开支庞大。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来向社会募集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东印度公司等大股份公司的借款，政府往往给这些公司一些垄断的特许经营权。光荣革命后英国股份公司不断涌现，1720年英国股份公司已经多达190家，证券交易异常活跃，伦敦也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一些商人酝酿成立一家与荷兰机构类似的银行，把政府直接借贷的功能银行化。1694年议会通过了《英格兰银行法》，英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成立，成为政府筹集资金的重要来源。到1793年英国全国银行总数达到353家。18世纪中期，英国的近代金融体系初步建立起来。

——摘编自曹瑞臣《论“金融革命”与18世纪英国社会转型》

材料一   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明清两代交替时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华那段时间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会来得恰当。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下表所列为两位历史学家对清朝与列强签订条约的看法。

材料一   明清鼎革之际，有不少“不肯事清”的中国人，跟随海外贸易的航路逃往国外。清初，清统治者将这些不肯事清的所谓“汉人”的华侨视为“背弃祖宗庐墓”的“莠民”和“自外王化”的“弃民”。“华侨入海，非奸则盗”“不是通番，就是叛逆”。为防止沿海人民出洋增强寓居海外“汉人”的力量，清政府对海外贸易及华侨出入国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措施。对于荷兰、西班牙等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地大肆屠杀华侨的暴行，清政府不闻不问。

——摘编自许肇琳《试析清代前期华侨政策及海外移民转变》

材料二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秘鲁等地的华工及华侨受到大规模的、骇人听闻的迫害，清政府立即与秘鲁、西班牙政府进行交涉，并派出容闳等官员前往该地进行实地调查取证，并于1874年与秘鲁订立“查办虐待华工专条和商约”，使西班牙等国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随着与海外联系的加强，清廷特别是洋务派逐渐认识到：侨居海外的华侨绝大多数都是被生活所迫才出国的。他们虽侨居海外，身在异邦，却心系祖国。在新加坡，“华民十五万，富甲各埠，除衙舍公产外，所有实业，华人居其八，洋人仅得其二”。1905年，陈宝琛发起组织的福建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南洋华侨投资就达200多万元。

——摘编自韩小林《论清代华侨政策的演变》

——摘编自虞和平《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等

——摘编自资中筠《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述评》等

材料一   在大革命以前，法国就已经从英国进口了蒸汽机和珍妮纺纱机。大革命爆发以来，法国政局长期动荡，工业革命进展有限。1830年七月革命后，工业革命的环境有所改善，但整体来看，法国经济中仍然是小生产占绝对优势，机器为大工业的贡献除了军工以外并不很多。资产阶级大多将资金投入到信贷业务上，甚至贷出国外，坐食利息。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鼓励建立大公司，降低工业税，疏通运河，大力兴建铁路，兴修水利。以至于在其统治的20年时间里，煤产量增长2倍，生铁近2倍，钢近3倍，钢轨近5倍。在农业上，化肥，脱粒机，收割机的使用也普遍起来，农业人口开始低于域市人口。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发展起来。

——摘编自蔡文林《近代法国近代化新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产业革命，发端于洋务运动。比之于西欧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进行的产业革命，中国是在缺乏产业革命条件下出现的产业革命迹象。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的冲击，为挽救统治危机，洋务派引进一些西方的先进技术，创办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也创置了一些有益于近代科技，文化，教育发展的设施，但因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不论是官府出资兴办的军事工业还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业，都难以挣脱君主专制传统的羁绊。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