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任何历史事物都是在特定的、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发生的，只有在特定的时空框架当中，才可能对史事有准确的理解。历史的发展存在着自身的逻辑性，诸多历史事件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互相关联共同构成了历史的发展序列。下图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发展序列。

①1840年鸦片②1861年洋务 ③1898年④1911年10月 ⑤1919年5月4曰

如何面对外部世界一直是近代以来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对于中国人来说，列强是入侵者，又是先进文明的传入者，排拒还是学习，一直是中国人争论不休的话题。在与入侵者的斗争中，在向西方文明的学习中，中国改造了自己，走上了一条既与自己的过去不同又与外国文明有别的独特的发展道路。曾有学者以“改变自己，影响世界”来概括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材料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死亡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

——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材料   “礼与法”

1902—1911年，清王朝谕令大臣沈家本主持修订新律法。在其倡议下，设立修订法律馆、编译外国法律著作、开办法律学堂，制定了多部新式律法。然而，本次修律却引发了一场关于“礼法”的大争论。礼教派提出“中律为体，西律为用”,法理派认为“如为筹备宪政，模范列强，实非博采东西大同之良法难收其效”。礼法之争被《申报》报道，清朝覆亡后，相关法律被民国政府完善后颁行。

材料   自商鞅变法运动开始之后，由于其行动与理论的独特性，引起了学者与政治家的强烈关注。其后随着社会实践与文明程度的发展，学界更是把它作为法家治世的一种典型符号象征，进行了深入而又持续的研究。

从变法开始直至今日，对于商鞅变法性质的评判，从价值维度上可粗略地划分为四类不同的认知：第一类，传统法家学派“富强王治”的评判，积极肯定商鞅变法理论与实践，《商君书》《韩非子》等基本可以划归为这一类；第二类，传统儒家、道家、杂家等“背道刻暴派”的评判，即以道德为依据对商鞅变法持强烈批判态度，如荀子称商鞅为“盗兵”，孟子批评商鞅“强战”，等等；第三类，近代史学“富国强邦的军国法术派”的评判，如钱穆《国史大纲》、张荫麟《中国史纲》等；第四类，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阶级服务派”的评判，主张商鞅变法顺应了经济变革的要求，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其中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

——摘编自王云鹤《商鞅变法若干问题研究》

材料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违到或者是它可以阻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最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カ和物力的浪货。

——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