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民族思想强调以华夏为主体,其他民族为补充的民族关系认知体系,体现了大一统思想和现实中谋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一致的。
在孔子看来,华夏与夷狄文明发展程度是不相同的,华夏文化先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相对于华夏文化而言落后,但是孔子持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各民族之间要进行文化交流、和睦相处,达到“和合”的目的。
孔子认为对夷狄也要有仁爱之心,主张不分贵贱、地域、国别,更是不分族类地进行博爱,施仁爱之心,感召和教化四方夷狄之人,实现各民族的和平共处。
孔子还认为:行周礼者为华夏,拒周礼者为夷狄。只要对“四夷”,实施“忠”、“信”,就可以感化落后民族,接受周礼,变为华夏。
孔子的民族观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之一,它对凝聚民族精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孔子的民族观有着民族平等思想的因素,看重民族意识和强调民族大义,而这些对后世的影响也尤为深远。
——摘编董强《孔子民族观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
(1)根据材料一概况孔子关于民族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的知识分析孔子民族观所产生的影响。
材料二 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国家合理性论证的范式流变,是一个西方政治社会生活主题的变迁所决定的过程。
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从封建君主专制国家中苦苦挣扎而脱胎出来的时期,政治生活的主题是革命。这一脱胎的过程,在近两个世纪的时日里,伴随着一幕幕由刀剑、枪炮、绞架、断头台组成的革命场面。这场革命的根本含义,是要最终解决国家的最高政治权力从封建君主手中向资产阶级贵族手中转移,因而这是一场向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签发历史出生证的革命。这一场革命的旗帜上写的是“自由”、“平等”、“独立”、“人权”等等理性原则。
历史学家们发现了法国大革命的秘密之一,就是要解决当时在英国已基本解决的地产私有制问题。近代民族国家乃是君主制国家的直接对立物,它以工商业发展和流动的资产为基础,和市民社会实行着分离,因而是在社会意义上具有形式的普遍性的国家,是形式上获得独立化的人的国家。
——摘编周毅之《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国家合理性论证的范式流变》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的原因。
材料三 一部美国史,就是一部移民的历史。移民主动地、愿意而且必须适应这个社会的政体、语言、文化、风俗,并接受其核心价值理念。所以,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是黑人争取人权、后续移民做“美国梦”的最大目标。没有民族建构历史基础的美国,通过“美国信念”的核心价值将一代又一代的移民同化其中,在认同主流文化的基础上保持了多元性,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并造就了现在国家的繁荣。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国各民族孕育、发展、交融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自强、自新,铸就了多元体、共生互补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在这里,“中华”是超越了具体族群的政治共同体概念,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传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把解决民族问题同解决社会总问题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力并造就了现在国家的繁荣。
——摘编《如何看待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和美国在民族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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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在中世纪,民众应该忠于国家这一点是无人知晓的。相反,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艮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如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中世纪晚期,三个方面的发展逐渐改变了忠诚这一尺度。一个发展是各种方言的兴起和这些方言在文学表达方面的运用,另一个发展是若干国家教会脱离了天主教会,最后一个发展是西欧的一些王朝建立并巩固了几个性质相同的、独立的大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这些发展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引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在启蒙思想的指引下,法国资产阶级高举全民族利益的旗帜,在反封建斗争中,以及在反法同盟的入侵面前激发了千百万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新生的法兰西民族击败了反法同盟长期的连续的进攻,保卫了祖国,同时,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彻底埋葬了旧的“王朝国家”,建立了近代“民族国家”。因此,法国大革命把民族主义的表达推向了高潮。
——摘自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一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
材料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反复强调,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争霸世界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的民族危机已迫在眉睫。为谋救亡图存,中国唯一可以倚恃的武器,就是民族主义。可见,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不断进逼的深重危机下,被激荡出来的一种“自卫型民族主义”。自此以后,“反帝救亡”的主题始终盛行不衰,蔚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最为明显的基调。
——引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下)》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世纪西欧民众对“忠于国家”认识的变化,并概括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法国大革命把民族主义的表达推向了高潮”的思想指引。结合所学,从民族国家形成的角度,简述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的影响。
(3)概括材料三的核心观点,结合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的相关史实,论证这一观点。(论证要求:史实正确,逻辑清晰,语句通顺,表述成文。)
材料一 西周时期,“国”为诸侯的封地,至春秋战国时代则为各争霸国,自秦统一六国,“国”即为王朝国家,直至清王朝灭亡。就“天下”而言,周时,天子之治域谓“天下”;至于秦汉一统,“天下”意味着凡朝政所及,无所不包。随着中国统治实体的扩大和国家政治影响范围的扩展,“天下”所涵盖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就地理概念而言,如果将各王朝直接或间接统辖的区域理解为古典的中国,那么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诸如朝贡国、藩属国、西汉丝绸之路所及之地、佛教的发源地等虽不属王朝所辖区域,却构成“天下”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国”得到了扩展,对“天下”的认知和界定也得到进一步拓展。
——摘编自刘凤雪《“民族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
材料二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严复认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孙中山在1905年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1912年《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章太炎在1907年发表的《中华民国解》一文中表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华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
——摘编自陈茁《清末民初中国知识精英的国家观念转型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国”与“天下”观念的演变。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自明末清初到辛亥革命前后,“天下”“国”等观念变化产生的重要影响。
材料一 唐朝边疆地区有突厥、回纥、吐蕃、南诏、渤海等地方政权。唐朝政府与它们都保持着良好关系。东突厥归附唐朝后,唐朝声威远扬,西北边疆各族称唐太宗为“天可汗”。贞观十四年(640年),文成公主入藏;景龙四年(710年),金城公主入藏;唐蕃之间还数次会盟。南诏的13个王中有10人经唐朝加封,南诏王曾多次遣子弟入唐学习。唐朝的边疆管理机构主要是大都护府、都督府、羁縻州,西北设安西、北庭大都护府,北方设安北、单于大都护府,东北设安东大都护府,南方设安南大都护府。都督府都督、羁縻州刺史由各民族首领担任,由大都护府直接管辖,上统于中央政府。
——摘自部编新教材《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二 值得注意的是,唐王朝皇帝家族的血统当中,具有北方民族的基因,特别是突厥人基因。例如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就是突厥人,唐太宗的一些姐妹也与突厥人通婚。因此唐太宗才会说:“自古皆贵华夏,贱四夷,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摘自谢翔,王文光《中国古代民族思想与处理族际关系的智慧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唐朝处理民族问题的措施及其指导思想。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唐朝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佛教中的“佛”不是造物主,佛和菩萨大多是人修习佛法可以成就的。道教认为人有道心,有先天之性,此为人修道的前提,佛教也认为人有佛性,这是人觉悟成佛的根据。中国的各种宗教基本上是多神教,它们的许多神灵与人的现实生活的要求密切相关。政府允许各派宗教存在,以便教化百姓,一种宗教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各种宗教都必须为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竭尽全力,根本没有能力去排挤其它宗教的存在。
——摘编自尚九玉《中西宗教精神之比较研究》
材料二 新教主张按照自己的理解思考世界,强化了“认识自然就是认识上帝”的观念,认为并不存在各种大小不等的天神,而是上帝直接控制宇宙,并非借助各等级的神。新教主张信徒不必去修道院,在日常生活中多做善事就可获得拯救,宗教改革还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态度,认为勤勉工作是对上帝信仰的确证。新教倡导“因信称义”原则,可以自主阅读《圣经》,从而否定了教皇。新教倡导“君权神授”的国家学说,并认为教皇的权力是人为的、不合法的,神授的君权有改革教会、建立民民主化的教会组织——长老制教会,这些思想都是资产阶级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
——据李勤《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作用》等文章改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宗教文化的特点及其成因。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宗教相比,西方宗教改革的突出作用。
材料一 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这些驰道宽22米,路基高厚,以铁锤夯筑得坚实平稳,还在道旁栽种了树木。公元前212年,命令蒙恬主持修建了一条由咸阳向北的“直道”,经云阳、上郡直达九原,全长900余公里。后在云贵地区修“五尺道”,在湖南、广东等地修筑了攀越五岭的“新道”。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汉武帝继续了秦朝的政策,修建公路以方便各地间的商业和交通。为了发展同中亚、西亚、南亚各国的交往,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的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二 同中国一样,罗马人也是通过建设运输和交通网络完成帝国一体化的。罗马的道路有很深的路基,路旁有围护、排水渠,路面铺设了大块平坦的筑路石,主路宽6—8米,可供双向车辆同时行驶,蜿蜒的山路也有2—3米宽。沿路设置了驿站。公路连接了帝国的各个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公路全长2500公里,沿东北边境从黑海一直通向北海,与多瑙河和莱茵河平行。一条长4800公里的路与北非海岸线平行,许多支线直插南方,商人、士兵通过这些支线可深入撒哈拉沙漠。在地中海地区,罗马人新建了一些道路,方便了这一地区的旅游和贸易。还有一些公路从地中海东部的城镇和港口一直通到帕尔米拉——这是亚洲中心通往西部的最主要的商站。据估计,罗马道路的总里程超过了8万公里。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新全球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秦汉王朝和罗马帝国在道路修建上的异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汉王朝和罗马帝国能够在广大区域修建道路的相似条件和积极作用。
材料一所谓“富民”阶层,是中唐以来特别是宋代以来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又称“富室”“富家”“富户”,还可称“大姓”“望族”“豪族”“兼并之家”等。他们主要以农业为致富的途径,也包括了以工商等其他途径。作为一个在社会经济分化中产生的新兴阶层,“富民阶层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显著特征,即没有政治特权,仅仅占有财富和拥有良好的文化教育,依然属于“民”的范畴。作为富民家庭,维持其家业不败,一是靠财富,二是靠文化教育。明代影响较大的富民大姓,大多是发迹于宋,壮大于元。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从事手工业、商业的富户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发展起来。时人王世贞曾指出:“盖东南者,国根本也。富民者,东南所恃以雄者也”。到了清代,富民阶层仍是社会上最具有影响力的阶层之一。在拥有经济力量之后,富民努力通过读书应举,谋取政治权力,出现了“百姓之富者争出金钱而入学校”的状况。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璟《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材料二18世纪的英国尽管存在严格的社会分层,但社会分层并非一成不变,它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其典型特征是出现了更多向上、向下的流动,而这种流动同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过程相吻合。英国贵族的开放是单向度的,主要是允许贵族家庭成员向下流动,社会的中下层几乎不可能成为社会上层的一员;中间阶层不仅在数量上迅速扩大,而且发展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正在变成一个界限逐渐明确的集团,他们以自己的商业财富和生活背景为荣,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并开始谋求政治权力和地位;社会下层逐渐向无产阶级过渡,为新社会准备了一个重要的部件。社会流动是英国社会整合的一种有形方式。
——摘编自舒小昀《18世纪英国社会流动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富民阶层”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8世纪英国社会阶层流动的特点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