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约发轫于姬周，实立于赢秦，至西汉乃臻完备。故研究中国监察制度，一般均自秦汉开始。

——《中国文化新论》

材料二   以至于开元、天宝之中……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隽彦韫才毓行者咸出于是，而桀奸无良者或有焉。

——摘引自［唐］杜佑《通典·选举典》

材料三   清代自康熙中期至清末，二百余年间之内政、外交、军事、文化、财政等一切机密要务，乃至皇帝与各具奏人的私人交情，密折内都有反映。如此广博、繁杂的密折内容，无疑给皇帝开辟了广泛的情报来源，广其耳目，增其见闻，洞悉应务，使其虽身居九重大内，却能及时且较真实地了解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以及各地风土人情和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而且使百官互相监视，彼此牵制，故人人心存戒心，惟恐遭人暗中揭发，一般不敢为所欲为，极有利于皇帝个人独裁专制。

——摘编自刘融《清王朝的朱批密折制述论》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按“官有能而禄有功”的原则，废除血缘世袭的贵族制，建立起官僚行政制度。秦至汉初，秉承法家理念，功与能为官吏升迁任免的主要依据。汉武帝以后，儒生出身的官吏地位上升，官吏个人品行对于引导、教化百姓的功用日益受到重视。东汉时，士大夫追逐基于德行的“名”，官吏娇情虚伪而无实际才能成为普遍现象，曹操执政，强调“唯才是举”，功、能者优先，“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西魏北周选任官吏，突出思想品行的重要性：“凡所求才艺者，为其可以治民。”强调对官员的品行和政绩考核。“其志行名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者，则去之…凡求贤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审者，必由任而试之，考而察之。”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材料二   唐代将品德与任职态度方面的“四善”作为考察官员最重要的内容：“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同时规定各类职务的最佳业绩标准，称作“最”。每年考核，公示结果。考核分为九等：“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居官饰诈，贪浊存状，为下下。”“善”是获得薪酬奖励与迅速提升的关键。

——据《新唐书》

材料一：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之人，士有应举之才，而举不之及，夫固无如之何。既可(科举)，……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徇私举之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此实选举之官徇私舞弊之限制。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材料二：作为一种上千年的文化存在，科举显然有其客观的历史合理性，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其存在的持久性。……科举的创新之处就在不仅为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持续流动的可能，而且将其制度化。……科举制度的最大合理性在于它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的机制，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是一种塑造，客观上激励了个人的奋斗精神。

——薛明扬《中国传统文化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