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清政府并未就此而觉醒，仍然自高自大，竟将向外屈服称为“羁縻”“安抚”。1861年，为办理对外交涉而设立的总理衙门，其基本方针为“办理外交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周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意为避免与外国决裂）作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的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作用却只限于此而已。
——摘编自刘慧娟《试论中国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形成的基本轨迹及其影响》
材料二 1864年4月，在处理普鲁士与丹麦因战争而在中国渤海湾发生的“战船纠纷”时，奕䜣曾初步提出国家主权问题。他运用有关领海的国际法理论，成功迫使普鲁士公使释放被扣留在中国领海的丹麦船只，解决了棘手的外交难题。李鸿章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指出，倘若外国要求之事“上侵国家利权，下夺商民生计”者，“皆可因万国公法直斥之”。1868年“修约”期到来之前，曾国藩也主张中国应“委婉而又坚定地拒绝外国人在修筑铁路、设置电报、内地通航、在中国水域运盐以及建立货栈等方面提出的一切要求，认为这些活动将有损于中国国民的生计”。后来郑观应进一步指出“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而他人不得夺之”。
——摘编自施建兴《国际法输入与中国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发轫》
（1）依据材料一、材料二，概括晚清时期中国人国家主权观念的变化。
（2）结合所学，分析国家主权观念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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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各个动物分别对应不同的列强国家
(1)分别提取以上两幅图的信息，并据此说明与其相对应的历史年份。
(2)把宣传画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史料，有何使用价值？使用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清朝初年，学者朱彝尊曾入史馆参与纂修《明史》。在此期间，他曾经向史馆总裁连上七书，提出修史原则，并对重大的明史疑案进行辨证，对于后人了解当时修《明史》的情况有着重要价值。
在《史馆上总裁第四书》中，朱彝尊提出“本之实录（新皇帝为先朝皇帝所编纂），参之野纪，削繁证谬，屏诬善之辞”。他发现史馆同僚所纂“建文帝纪”中“燕王来朝”一事，由于编纂者轻信《逊国》诸书等野史（指民间史料），并不合史实。本着“史当取信百世”的宗旨，提出《实录》记载中存在曲笔现象，“患在是非之不公”，但《实录》记载的人物和时间差错较少。《逊国》等野史，“往往以虚为实，以伪乱真”，建议“辨去其惑，勿相矛盾。作史之贵乎有识者，此也。”在《史馆上总裁第六书》中，朱彝尊针对修史中因为个人好恶有所褒贬的现象，认为史书应该完全依照史实，打破门户之见，客观公正地叙述，而不应该加入个人情感。
（1）依据上述材料，指出朱彝尊在修史时参考的史料类型，并分析其价值。
（2）结合材料，谈谈你对史料运用的看法。
文物作为人类活动的遗存，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信息。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三星堆共出土了1720件珍贵文物。按其功能分类，我们可将它们分为：祭祀品，共105件，主要是青铜器，其中较大型的樽和罍，其功能可能有两个方面，主要用于祭祀天神、地神和祖先，同时也可当作生活用品，比如装酒、粮食等；生产工具，共124件，主要是石器和玉石，其中有斧、凿、錾、刀等；兵器，共127件，主要是青铜器，还有石器和玉器，其中有青铜戈、玉戈、玉刀；生活与装饰，这方面数量最多，共1364件，其中有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陶器、骨器、象牙器，以玉器为主，占615件。除上述四种类型外，还有80根大象牙，……另外，还有当时的货币——铜贝4662枚。还有数以吨计的陶片未计算在内。
——摘自冯学敏等《点击三星堆》
材料二 举世瞩目的三星堆考古发现，向我们揭示了三千多年前古蜀王国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情形，展现了一个湮没的内陆农业文明的辉煌。……三星堆考古发现提供的不仅仅是珍贵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将使学术界重新审视中华文明，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将因之而谱写新的灿烂篇章。
——黄剑华《古蜀的辉煌》
（1）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释读三星堆文物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息。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三星堆考古发掘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