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丁立梅

①父亲生日的这一天，我买了蛋糕和礼物回家。

②父亲有些意外，他根本没想到我能记着他的生日。他高兴得手足无措，在家门口转来转去，一会儿弯腰扶扶倚在墙边的扫帚，一会儿挥手去赶来凑热闹的鸡。我把买给他的礼物——一件外套拿出来，让他穿上试试，他不好意思起来，装作不在意地说：“不就是个闲生日嘛，买什么衣裳。”

③我说：“爸，闲生日也要过，以后每年我都会给你过。”心下却黯然，父亲都72岁了，又有几个生日好过？

④父亲却满足得“呵呵”笑起来。我看到他浑浊的眼里有亮亮的东西闪现，我的举手之劳，一定在他心里掀起了万顷波澜。我和母亲在厨房里做饭，就听到他在外面大着嗓门不厌其烦地告诉邻居二爹：“我家的二丫头特地请假回来给我过生日。不就是个闲生日嘛，还给我又买衣裳又买蛋糕的。”

⑤母亲不屑，说：“你爸就爱吹牛。”母亲的脸上，却堆满笑意——母亲也是欢喜的。

⑥饭桌上，不胜酒力的父亲喝多了，他颠三倒四地叨叨：“我真幸福啊！”

⑦我笑看可爱的老父亲，心里惭愧，从前的日子，我疏忽父母太多。好在还有当下的日子，我可以弥补。

⑧出门去，微风轻拂。午后的村庄，安静得很像一捧流水，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其实，孩子也没见着几个。只有几只狗，像主人似的，满村庄溜达，不时吠上一两声。我以为，它们是寂寞了。

⑨我去田间转悠。这里，那里，都曾留有我少年时的光阴。我在地里挑过猪草、羊草，掰过玉米，拾过棉花。我熟悉很多植物：车前子、牛耳朵、婆婆丁、野蒿、黄花菜、苜蓿、葛蒲和苦艾。一蓬一蓬的苇花，在风中起舞，它们让我的目光在上面逗留了很久。

⑩一个妇人在沟边锄草，身子都快躬到地上去了。她头上花头巾的一角被风撩起，露出里面灰白的发来——竟是那么的老！记忆中，她辫一根乌黑的长辫子，健壮结实，挑着担子也能健步如飞。

⑪我站定看她，她也看我，许久，她“哎呀”一声：“这不是梅吗？”

⑫我看着她笑，在心里找着话。说点什么好呢？我没找着。她大概也找不着要说的话，就从地里拔一棵白萝卜给我，说：“没有空心呢。”我接过，摘了路边的蚕豆叶子擦了擦，“咔嚓”咬了两口——小时候，我都是这么干的。我们一村的人，也都是这么干的。

⑬她呵呵笑起来，很开心的样子。“你真孝顺啊！”她终于又说一句。

⑭我赧颜，又有些伤感。我听说过她的两个儿子。一个远去云南，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一个常年在外打工，极少回家。地里的荠菜花开得星星点点，奔放灿烂是春天的事。麦苗儿却绿油油的，让人忍不住想揪一把吃。

⑮望见麦田中的坟，这儿一座，那儿一座。那里住着我熟悉的村人。我祖父祖母的坟也在，隔着不远的距离，我在心里向他们致敬。

⑯有他们在，村庄便永远在。

【注】迤逦（yǐlǐ）：曲折连绵。鼋（yuán）：鼋鱼，爬行动物，外形像鳖，生活在水中。

嘱托

格·鲍姆特

就在彼得动身前往华沙参加一九五五年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前一晚，有人来敲门。原来是一位邻居。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小包包，然后摆在桌面上，摊开来，里头是一张相片、一封信和一张字条。

他讲迷了有关这个小红包的一段经历——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波兰。这样，大批的波兰人被弄到德国去，那时候，这位邻居正在一家锯木厂当工人，他曾答应帮助一个波兰囚犯实现他的托付。

一天，锯木厂的一个工棚失火了。人们都在交头接耳，心里明白是囚徒们干的好事，他们想用这样的方式把斗争进行下去。一群身穿黑制服的党卫队员朝工厂一拥而入，带走了许多做苦工的囚犯。

当党卫队员冲进邻居工作的那个车间时，他正与那位囚犯在干活，这位波兰人迅速地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红色的小包包，塞到德国工人的手里，“老婆和孩子……多替我问候———要是战争完蛋了。”他脸急得煞白，压低嗓门刚说出这几句话，党卫队就把他带走了，作为对这次纵火的报复。

一九四六年夏天，这位邻居发了一封信给囚犯的太太，她的地址就写在那张纸条上。可是，他并没有得到回音。一年之后，他又试图再投一次—然而，一切依旧是徒劳的。现在好了，终于有了这一天，他可以托人将这个小包包直接带到波兰去。这位邻居把小红包郑重地递给彼得。

彼得注视着这张相片。相片上是一位妇女，手里抱着一个大约两岁左右的小姑娘。信呢，不言而喻是遇害者留给他家属的最后诀语。在那个小小的纸片上，用大大的字迹写着这样一个地址：“Z和M.尼波耶夫斯卡华沙斯巴索夫斯基大街十八号”。

“一定的，我会去找她的，并将事情的一切转告她，这件事您完全可以信赖我。”彼得说。

那时候，当这位邻居把这个小红包交给他的时候，彼得觉得一切都很简单：只要去到华沙，把事情一讲，东西一交，不就完了嘛！然而，当彼得后来抵达那条街的时候，十八号的门牌怎样找也找不到。在那块空地上，从前确实有过十二至二十六号门牌的房子，现在只见一群孩子在空地上踢着足球。在警察所，彼得也得不到一点答复。她们现在究竟住在哪儿呢？这样，彼得反而横下一条心，非找到她们不可了。

来到华沙，彼得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求知的渴念，他见得越多，什么活动都想参加一下的要求就更大。

大约在联欢节开始后一个星期，他的朋友们建议他去与一些波兰小伙子和姑娘相会一下，开头他想不太好吧，但朋友们干脆连拉带扯地把他推拥走了。跳舞的时候，每个人都得找个舞伴，这时在彼得面前就站着一位姑娘，她羞赧地望着他，并且邀请他跳舞。就这样，德国、波兰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相聚在一起。他们尽力地用手势比画着交谈，大伙笑着，欢快地跳着。自这个晚上相遇后，彼得与玛留莎每天都要相会

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最后一天终于到来了，整个华沙城都陷入一片欢腾之中，在大广场上，阿拉伯青年与瑞典青年，中国青年与黑人青年，伊朗青年与德国青年都在纵情地载歌栽舞地狂欢，然后他们慢慢地拥向火车站。

彼得伴随玛留莎在火车站台上来来回回地溜达，广播员用广播催促大家赶快上车，彼得才恋恋不舍地攀上了车厢，将身子从车窗里探出来。他们相互凝视着，一时无言以对。

“地址。”玛留莎突然想起来，她的喊声就像呼救那样。

彼得摸出笔记本，撕下一页，将他的地址记在上面。这时，他一下子才想起了那个小红包，于是赶忙把它掏出来。

“玛留莎，请帮助找一找。”他说，然后把这个小红包按在她的手心上。“打开看看！”他大声说，他见她一时还未领悟他的意思。

她打开这个小红包，念起来了。火车慢慢地挪动了。

玛留莎脚下像是生了根似的，粘住了。她几乎要被那些跟着火车而跑的人撞倒。“玛留莎。”彼得喊了她一声。玛留莎抬起头来一望，开始随着火车跑起来，接着她停下脚来，摆着手，手里的那块红包纸就像一方告别的红头巾。彼得还在望着她，一时间留给他最深的印象是，她整个脸庞都叫泪水湿透了。

“为什么她哭得这样厉害？”彼得思忖着，这时他已缩在一个角落里。“我将给她写信。”他这样想着。彼得拿出她的地址来，他念着念着，脸色越变越白，直白到额头。原来，上面留下这样的名字——“玛留莎·尼波耶夫斯卡”，也就是那个小红包里的纸条上写着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