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拓跋焘（408一452），鲜卑族，北魏太武帝。他率军征战，统一中国北方。他在汉人地主官僚崔浩和道教首领寇谦之支持下，进行了一些汉化的初步改革。他大量任用汉人，创造了北魏一次任用汉人最多的记录。并下诏让鲜卑功臣“以爵归第”“更举贤俊，以备百官"，北魏政权中鲜卑贵族势力有所削弱，汉族地主势力有所增长。他下诏“蠲除烦苛，更定科制，务从轻约，除故革新，以正一统”“宜宽徭役，与民休息”，要求收税时“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他以道教为国教，又提倡儒学，建立了太学并祭祀孔子，下诏“宣文教”，要求王公以下百官，其子弟都要到太学学习儒经。拓跋焘死后，文成帝拓跋溶、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拓跋宏相继实施了改革。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 租庸调制是唐前期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对作为自耕农的成丁课以定税的税制。它规定,每成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丁户逃亡,租庸调制地位日降。唐中期“安史之乱”(755-763年),造成了经济大破坏,国家赋税收入大减。随着大理财家刘宴对财政大力整顿,增加了财政收入,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扩大大。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正月,正式颁行“两税法”。两税法规定以“量出制入”为征课原则,“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以产为征课对象,以货币计税,夏秋两征,钱粮和绢部同。

——摘编自瑶喜臣《试论租唐调制到两税法的变革》《旧唐书》

材料   西魏苏绰当政时，逐渐确立了一套新的户籍登记制度。新的户籍包括户口、土地、赋役三个部分。在户口方面，要完整地记录各户的人口情况，不受田、不纳租不服役的中、老、小、黄家庭成员，甚至死亡、迁出的成员，都要无遗漏地进行登记。土地、奴婢、耕牛过去是资簿登记的重要内容，现在也被列入新的户籍统计之中。在土地方面，详细登记受田的丁男、丁妻、丁婢的口数；应受田若干、未受田若干，受田中麻田、正田、园宅各若干，受田率是足或几分未足；受田人所受各段土地的亩数、方位及四至。在赋税方面，包括每户的户等，全家人口的详细情况，全家应纳租、布、麻数量等内容。由于苏绰创造的这种户籍制度格外强调各种统计数字，所以被称为“计账户籍”。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   宋孝宗时期（1127—1194年）的官员，宁肯担任朝中级别不高、事务清闲的官职，也不愿出任地方事务繁杂的守臣、监司，因而造成了地方官人员缺乏，而朝中人员冗滥，一味只求升迁而不注实效，在职位上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状况。为改变这种局面，宋孝宗积极着手对官员中的务虚之风进行调整和改革，将官员平时的实际才能和施政业绩作为官员升迁的依据。在要求官员勤于政事的同时，宋孝宗本人也勤于政事，事必躬亲，他对地方上的兴修水利、农业生产等事都要亲自过问。同时，宋孝宗认为一国之君应该深知用人之道，在选拔人才时，也不能只看重人的学识，更应重视的是人才的道德修养和实际执政能力。这一用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使朝廷选拔人才数量增加，为国家一系列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人员方面的保证。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会受制于时代的局限，宋孝宗加大用人力度，整顿吏风的目的，始终都贯穿着强化皇权的思想。

——摘编自褐华芳《宋孝宗的法律思想与法制建设研究》

材料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应对事态的扩大，积极准备救护工作，根据此前中华公共卫生护士学会理事花新人等的建议，于1937年颁布《非常区域救护事业办法大纲》，要求属于非常区域的各省市，成立救护委员会，实施卫生人员征调，征调人员涉及医师、药师、助产士、护士等，其目的就是要充实地方的救护组织。

护士征调政策是国民政府在全国抗战的非常状态下制定的政策，带有强烈的战时特征。虽然，该政策的实施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政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摘编自张金艳《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护士征调政策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