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及西汉初年，天子行使权力，将意志化为诏书，见诸实行，程序比较简单：或与宰相议定，交御史起草、下达；或直接命令御史起草、下达，即可生效。……由于以上缘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天子颁下诏书差不多都以“制诏”二字开端。经过前述简单程序，即成正式诏书，交宰相机构执行，毋需再经什么部门审核了。
材料二 《旧唐书》卷八七《刘祎之传》：任凤阁（中书）侍郎，同凤阁、鸾台（门下）三品，为宰相，被人诬告，武则天“特令”王本立审问此事。“本立宣敕（中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所谓不经凤阁、鸾台，即指未与宰相商议，未经中书起草和门下审署。武则天只含糊罪以“拒捍制使”，而不驳斥从中所下之敕，不得名敕之说，也证明刘祎之所说，确为唐代制度。《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唐睿宗常“别降墨敕除官”，而不经中书、门下两省，称斜封官，凡数千人。吏部员外郎李朝隐拒绝执行这种墨敕任命。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祝总斌《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汉时期国家决策的特点和影响。
（2）材料二反映了唐代的什么制度？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此制度实行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汉唐时期皇权发生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导致此变化的原因。
2 .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故唐制遇下诏敕，便先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称为“政事堂”。会议时，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侍郎皆出席。……政府的最高机构，则在政事堂。凡属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即须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再送尚书省执行。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在唐代，也并无皇帝不经中书、门下而后自颁下诏书之规定，事实上，唐代也确有不经中书、门下而皇帝随便下命令的。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下一种通融性。因此中国皇帝不致如英国国王般被逼上断头台。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英国“光荣革命”后，内阁会议由英王主持，全部行政权是由国王及其任命的政府大臣来掌握的，这些大臣完全对国王负责。1701年议会通过法案，规定：凡是国王的诏令必须由同意这一诏令的政府大臣签署才能生效。1717年之后，英王不再主持并逐渐不参加内阁会议，开始形成由下院多数党领袖任首相、主持内阁会议的惯例，1721年沃波尔成为英国第一任内阁首相，英国的责任制内阁开始逐渐形成。
——摘编自潘润涵《简明世界近代史》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比较唐代政事堂和近代英国责任制内阁制度的异同。
材料一 （汉）武帝以雄才大略独揽事权，于是重用内朝尚书，夺宰相权。晚年又用中书。（曹）魏世，中书监始参大政。东晋则侍中始优。下逮（南朝时）宋、齐，尚书、中书、侍中三者皆为辅臣。唐代中央最高机关，依然是魏、晋以来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但他们现在已是正式的宰相，而非帝王之私属。其职权分配，则中书掌定旨出命，门下给事中掌封驳，尚书受而行之；古代的宰相权，现在是析而为三。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 在秦及西汉初年，皇帝行使权力，将意志化为诏书，见诏实行，程序比较简单：或与宰相议定，交御史起草、下达；或直接命令御史起草、下达，即可生效。宋代下诏书需经中书、门下之制度更加完备，因而反对内批，反对君主独裁专行的理由，也就更加充足。或从制度上、道理上批评滥用内批是违反“礼”“正”“道”；或从历史经验教训上批评滥用内批会导致“祸”“乱”；或从道德上批评滥用内批是出于“私”心。明代表面上废除宰相，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实际上多半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意志和权利受到内阁诸臣极大的左右限制。由于票拟是下达皇帝诏令的正常途径，所以明代内阁限制皇帝滥用手诏、中旨的斗争，更加制度化。
——摘编自祝总斌《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
（1）据材料一，概括从汉、魏晋、唐三个时期中枢机构的演变，归纳中国古代封建皇帝“独揽事权”的方式。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古代君主行使权力的变化。综合以上材料，简要说明官僚制度与皇权专制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