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茶圣”陆羽提出饮茶“宜精行俭德之人”。这标志着唐代茶文化的正式形成。《茶述》概括饮茶“其用涤烦、其功致和”。至宋朝，饮茶强调自修内省和超然物外的境界追求，茶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内涵。不仅如此，唐宋时期，随着茶叶生产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生产技术的进步，茶叶产地逐渐扩大，茶叶产量迅速增长。茶叶经济更是宋代社会经济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以茶敦亲、以茶为媒、以茶敬客、以茶睦邻、以茶交友在社会中影响甚广，茶在家庭生活中还发挥了序长幼、明伦理的作用。
——摘编自袁祯清、宋伟《唐宋时期饮茶风习之发展》
材料二 随着地理大发现后世界性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饮茶习俗传入西方，尤其在英国社会由上至下渐次传播开来，至18世纪末期基本实现普及并逐渐本土化。英国人的饮茶偏好由绿茶逐渐转为红茶且添加牛奶和糖，这既是欧洲农牧混合的产业结构特征使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甘蔗种植园主的力量。英国舍弃了中国茶文化所包含的精神追求，更加重视饮茶的健康功能和家庭饮茶所蕴含的脉脉亲情，还发展出举世闻名的英式下午茶，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本土个性与特色。
——摘编自刘璋才《饮茶在近代英国的本土化论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时期饮茶习俗被赋予的社会与文化功能，并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饮茶习俗本土化的表现，并说明其原因。
材料一 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性良善是内在的自然天性，孟子称之为“善端”。在他看来，任何人，无论圣人还是小民，都禀有这种普遍的善性。……虽然儒家思想发展到宋代理学，认为“存天理，灭人欲”，但中国儒家文化从“性善论”出发，确立了一种以德治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理念。
——摘编自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
材料二 西方基督教从人与神的关系中考察人性，认为“罪”的观念是基督教人性论的核心观念，从根本上说它是由于滥用自由而造成的错误选择的可能性，昭示着人的沦落状态。西方近代以来，无论是霍布斯、洛克还是康德、黑格尔，虽然他们关于人性的阐释有诸多不同，但从根本上都同样包含着某种人性恶的预设，即出于自然本性而趋利避害有可能滥用自然权利。从人性的罪与恶出发，西方建立了以法治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理念。
——摘编自胡伟希《从人性论的差异看中西政治哲学理念的分殊》
材料三 中国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教导人们，追求幸福的办法是节制欲望，清心寡欲。英国近代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则认为，节制欲望不是追求幸福的最好办法，实行市场经济才是追求幸福的最佳途径。市场经济可以将人的利己之心变成利人之行，农工商⑤，分工合作，“各劝其业，乐其事”，“各任其能，竭其力”，财富就像水从高处往低处流一样，不召自来，不求自出，“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并且认识到，财富是道德的基础，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摘编自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比较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关于人性论的不同之处，并指出宋代理学对先秦儒学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老子和亚当·斯密对于追求幸福的方法产生不同看法的社会原因。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中西方的人性论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秦汉时创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和万世一系的皇位世袭制度，皇帝总揽朝政，还建立了以他为首脑的朝廷。朝廷及地方官员的任免权完全操纵在皇帝一人之手。兴办水利工程是历代朝廷的一项重要社会职能。秦朝开凿的灵渠，两汉时期，修建漕渠和治理黄河水害，唐代由政府主持兴修的水利工程不下二百六七十处，北宋中期以后兴修的水利工程上万处。明太祖时，开塘堰近五万处，治河四千余处，修复陂渠堤岸五千余处。清朝时所修海塘工程，都超过了唐宋时代。水利工程的兴办，皇帝有时直接干预。汉武帝不但派官督工修建多处水利工程，他本人也曾亲到现场率领随从人马堵塞黄河决口。为兴修水利而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是惊人的，动辄万人、几万人、十几万人，甚至上百万人。为了使兴修水利工程经常化，制度化，唐朝设置了专门管理水利的机关，都水监就是掌管川泽、津梁、陂池、渠堰工程的部门。国家兴办的大批水利工程，有一些是为开凿水路交通，大多数是治理水害，或变水害为水利。如治理黄河，主要是防止河水泛滥成灾。有很多水利工程是用以引水灌溉农田。
——摘编自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材料二 1787年9月28日，在制宪会议上经过激烈的争论，邦联合国会决定将宪法交由各州去批准。新宪法的通过，中央收回了由各州保留的“主权”，并在中央政府内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又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都置于共和原则基础上。这是自下而上完成的，国家体制的形成是先有州府而后才有国家，这就使立国者不得不把地方利益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组织和结构的形式，反联邦派的许多意见，如实行州权平等原则，关于联邦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等，都已载入宪法之中，而且反联邦派关于在联邦宪法中加入“权利法案”的要求，在批准宪法的辩论中也已为联邦派认可。如何使这个国家的“权力结构”配置合理与运转正常的问题，是整个立国问题的中心。宪法规定，若两院议员2/3多数认为必要，可提出对联邦宪法的修正案，经适当方式批准后即可生效，又赋予宪法必要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从而增加了联邦宪法的生命力。
——摘编自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兴修水利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1787年宪法体现的特点及形成的主要原因，并说明中美的制度差异。
材料一 中国传统国家观念是家国同构的伦理论，伦理本位的政治文化是将血缘宗法关系的氏族社会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国家体制相融合。大一统的理念成为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使得中国人有着牢固的“大一统”信念，也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核心的统治方式。德法并治思想把德的教化功能和法的强制效果巧妙结合起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达成共识的社会治理理念，无论孰轻孰重，皆是不可或缺的治国之道。以儒学为重心的传统文化从家族伦理中推衍出国家政治秩序，在这种孝忠一体、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下，人们孝亲、忠君、爱国，对社会充满责任感，重义务而轻利益。
——摘编自刘静、韩冰《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理念及其现代价值》等
材料二 西方现代国家观念在启蒙运动时期进一步发展并成熟。洛克认为自然法的主要内容是人们有保护自己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人们制订契约形成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同时，被授予权力的统治者也是契约的参加者，也要受契约束缚，如其违约，人们有权反抗，甚至重新订约，另立新的统治者。依据自然法则，伏尔泰提出“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理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明确提出国家主权应该永远属于人民。康德提出国家应建立在三个理性原则之上，即每个社会成员作为人都是自由的，作为臣民彼此是平等的，作为公民是独立的。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传统国家观念和西方现代国家观念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阐释中国传统国家观念和西方现代国家观念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美国的历史开端就伴随着殖民统治。随着殖民地开拓，欧洲移民来到美洲并移植了宗主国的教育。但与宗主国相比，北美殖民地的教育是远远落后的。随着北美独立，在消化融汇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美国的教育体系。美国政府在国力财力紧张的情况下，仍大量选派政府官员、学生到欧洲各国考察留学。同时，高薪聘请欧洲各国专家到美国学校任教、举办讲座，积极摄取欧洲各国先进教育。南北战争后，吸收外国精华，提出独创并引导世界潮流的崭新教育思想和制度。比如《雷莫尔法法案》创办的农工学院就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创举。美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根源于不同国家，教育史家称美国是“混血儿”。美国从开始学习欧洲教育，到二战前由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输入国转变为最大的文化教育输出国。
——摘编自李文英《模仿、自主与创新》
材料二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教育水平还是中世纪封建教育。为摆脱危机，明治政府制定了“教育兴国”战略，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发展教育。1868—1879年，大量派遣留学生、考察人员到欧美学习，大规模移植和模仿欧美各国先进教育制度。学习范围包括高、中、初等教育、职教和社会教育制度。以初等教育为例，内容涉及国语、修身、地理、历史、算术、理科等。同时巨资聘请外籍教师，摄取欧美教育精华。1880—1895年，在消化已移植教育思想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独具日本特色的教育思想与制度体系。1896年后进行大规模创新，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教育。从1868年开始学习欧美到1900年，近30年左右时间，日本的教育由极端落后提高到与世界先进强国并驾齐驱。
——摘编自王红利《美国的教育改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教育发展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美国相比，近代日本教育发展的特点及其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指出美国、日本教育的发展给当今中国的启示。
材料一 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认为语言歧异是妨碍人人平等的重要因素，民主的最佳标记是大家都使用社会精英所用的标准法语。从此，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文件都使用法语，公民学习使用法语被视为爱国与革命的表现。法语成为国家和中央集权的象征，各地方言被禁止使用。一语、一族、一国的原则就此逐步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立国之本，此后法国历届政府基本都秉持这种语言政策。到20世纪初，法语成为法兰西民族的通用语言。
——据陈平《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
材料二 晚清以来，一种流行看法认为“方言不一”的中国要凝聚“全国人心”，就要从“统一语言”做起。但以何种语言作为标准，知识界众说纷纭。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定了“会通”南北语音的“国音”标准。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这一方案后，受到多方质疑。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重新制定了以北京方言为标准的“新国音”，并于1932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与此同时，1926年召开的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也明确宣称：“国语统一，并不是要灭绝各地的方言。”但左翼知识分子反对以北京方言作为标准语，提倡通过各地方言的自然发展、融合而形成一种“共通语”。20世纪50年代起，以北京方言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在全国推广。
——据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材料三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状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普通话迅速普及，方言的领地急剧缩小。尽管缺乏精确的调查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生的城市儿童里，会讲方言的人越来越少。
——据王东杰《声人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法国语言政策对法国国家建构的主要贡献。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法两国推广标准语的异同。
（3）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标准语发展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