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民本思想在我国产生的时间较早，周公就不止一次地告诫群臣子弟，要“知稼墙 之艰难"，要知道民众的痛苦。孟子认为"君以民为本，社稷亦以民而立，故民为贵。君与社稷虽有轻重，但皆为民服务”。荀子认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墨子认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唐太宗认为“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明末清初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认为君主应该“以天下万民为事”的观点。这些观点主张中，无不蕴含着朴素的民本思想。

——摘编自游唤民《先秦儒家民本思想论》等

材料二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段，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 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 党反动派及其帮凶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它们乱说乱动。如果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80 -90%₀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 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摘编自《论人民民主专政》

材料三 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论的理论高度，全面论证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尊重群众服务群众和关心群众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共产党人的 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把群众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群众看作是我党排除艰难险阻克敌制胜的法宝和根本保证，从而使传 统的民本观发生质变，升华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彻底地付诸实践。国家真正以民为本，老百姓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在新中国变成了现实。

——摘编自蒋秀碧《毛泽东的群众观和古代的民本思想》

材料   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与直接领导下，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重申了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其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会议提出“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会议提出教育工作的发展应是普及与提高的结合，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普及上面，并将这种教育与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的需要和长远的需要）密切地联系起来。同时，各级各类学校都必须向工农开门，招收工农干部和工农子女入学。新解放区教育工作的关键是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要在师生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逐步树立革命人生观。

——摘编自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

材料一   启蒙思想家深入社会，细心观察，对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独立思考展开无情抨击，提出了理想社会的蓝图，为之进行不息的斗争。他们以人民自居，以宣传群众、启迪民智为己任，为使群众改变旧观念，接受新思想，他们除了出版专门的学术、理论著作外，还出版了普及性的通俗读物，还运用小说、戏剧、诗歌等文艺作品让更多的下层群众了解新观念。因此，不少启蒙思想家都是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多面手，例如伏尔泰，不仅有哲学著作，还发表了大量的史学著作、文艺小说、戏剧和诗歌，堪称启蒙运动的导师和领袖。这些思想家，常常冒着上断头台、坐牢和流放的危险，为追求正义、向往光明而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

——摘编自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卷》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者们认为，应该全面地引进西方文化，尤其应该引进西方崇尚个人自由的价值观，用以取代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伦理觉悟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所谓伦理觉悟，最根本的是确立个人独立平等的人格和进取精神，努力用个人主义取代家庭本位，确立以自我为价值主体的文化和社会。个人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崇尚个性，尊重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不是以现实中的个体人为中心。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家庭本位倾向，侧重于共性对个性的规范和制约，使个体失去其主体性。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者还号召国人负起民族、社会、历史的责任，摆脱民族和国别的局限性，用世界眼光观察一切，绝不能以“国情”为借口拒绝学习世界其他文明。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一   20世纪初，列强在蒙古、西藏、新疆地区策划分裂活动，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观念开始出现。中华民国成立后，“五族共和”成为传诵一时的口号。1924年，孙中山在演讲中第一次使用了“民族复兴”一词，并批评列强“不准弱小民族复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1935年国民政府设立民族扫墓节，1937年国共合祭黄帝陵。

——摘编自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材料二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侵略，三元里人民自发组织奋起抗英；中法战争中，冯子材以七十高龄和法军拼杀；甲午战争时，邓世昌血染黄海。为改变中国现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把轮船、火车、手表、望远镜等西洋技术看成“正正堂堂之技”。郑观应主张“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康有为发表的《物质救国论》，界定了“物质学”即科学的概念。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陈独秀、李大钊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开展一系列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以救治国人心理上、思想上的疾病……

——摘编自缪克成主编《民族精神》等

材料   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1915年起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在日留学期间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逐渐了解、熟悉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变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徒劳无益的”。1920年2月，在浙江义乌的一间柴房里，他根据日文版同时与英文版相互对照翻译《共产党宣言》，于4月下旬完成译稿。

《共产党宣言》出版后，立即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反响极为强烈，初版印了千余本很快销售一空。此后，《共产党宣言》经过多次重印，到1926年5月已经是第17版了。1936年，毛泽东同志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有三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深刻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了1920年的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或者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其中就有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从此以后，这本中文版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摘编自梁凉《陈望道：〈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

材料一   把饮食与政治联系起来，是中国古代独特的饮食理念。自古认为治理国家与饮食烹饪的原理是相通的，《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要像煮小鱼一样，不能多加搅动，多搅则易烂）。《周礼》以“冢（大）宰”为百官之长。因为“宰”有调和膳羞之意，而官长需要具备厨师“调和”五味那样的本领，故“宰”成为官吏的通称。饮食与政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为官者与民众在饮食上的差别，为官者称“肉食者”、平民称“蔬食者”、“藿食者”。

——摘自黎虎《略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餐馆、西式饭店在中国通商口岸大量出现，用最具体形象和可见、可尝的形式传播了西方饮食文化。同时，一些来华的外交使节、商人等也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的食物原料、菜点及其制法、饮食习俗等。1851—1911年期间的历次世博会上都有中国的茶叶和饮食餐具——瓷器的展示。西方传教士翻译的《保全生命论》《化学卫生论》等书籍，向中国介绍西方营养学、卫生学知识，在当时影响广泛。清末，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明确设立“家事”课，一般都有营养学的内容。1909年，美国基督教会出版的《造洋饭书》介绍了267个西餐菜点成品或半成品的用料及制法。西方国家还将面包、罐头、啤酒等工业食品及其机器、设备和技术输入中国，对中国食品工业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摘自杜莉《古代中西方饮食文化交流的特色及成因探讨》

材料一   20世纪60年代，为进一步围堵社会主义国家、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美国致力于向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推行“绿色革命”，输出杂交种子、化肥、生物技术，以提高玉米、小麦、大米等作物的产量，这使得受援国（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粮食自足。但是，由于大量化肥、杀虫剂的使用，也产生了土壤肥力下降、地下水消耗过度及土地板结、盐碱化等问题，提高了粮食生产的成本，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程度，进而威胁到上述国家（地区）的粮食安全。

——摘编自于沛等主编《世界现代史》（下册）等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倡科学种田，通过兴修水利，培育和推广良种等措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与此同时，我国致力于主要粮食作物水稻的科学研究工作，培育出一批成熟期不同的水稻良种，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水稻高产途径，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1964年，袁隆平率先开始水稻优势利用的研究。1973年，他成功自主培育出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籼型杂交水稻，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有效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至1989年，中国已向世界上20多个国家（地区）转让了这一技术。

——摘编自许嘉璐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