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透视法发展小史绘画中的“透视法”，最基本的视觉效果是近大远小。（见图一）

远古时期人们还没有掌握透视法，绘画以记录内容为主，景物无论大小远近，并排放置，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透视法在绘画中的运用完成了从无到萌发的转折。有的画作已能看出一定的透视效果。这符合古典时代崇尚真实”的思想与风气。欧几里得的《光学》和托勒密的研究，为绘画透视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在中古大部分时期，又几乎看不到透视法的运用了。画作主要服务于表现宗教故事或传达宗教信仰。可见，绘画艺术的发展不仅是技艺发展史，也是观念和社会存在的变化史。

14—17世纪，在欧洲画坛上，透视法转入蓬勃发展时期。在前人光学研究成果和艺术家实践经验基础上，意大利的阿尔贝蒂把定点透视理论纳入“绘画三要素”。随后越来越多的画作追求呈现日常生活的真实感和自然感，融透视表现方法与人文主义精神为一体。（见图二）

18—19世纪，透视法仍然受到很多艺术家的尊崇，不断丰富和发展。随着19世纪摄影技术的发明和改进，通过绘画还原现实的任务逐渐让位于照相机。此后出现了一些体现新的追求和理念的绘画流派，开辟了绘画艺术的新天地。

材料一 明清时期，类书《永乐大典》、辞书《康熙字典》、丛书《四库全书》相继出现。此外，《四书》朱注成了科举考试范本。极端的专制皇权激发明清之际“非君论”涌动，在市民文化及党社文化中产生出继承并超越先秦“民贵君轻”说的“新民本主义”，不仅谴责个别暴君、昏君，其批判锋芒普遍地指向“今之君”，即秦汉以降皇权专制制度下的全体帝王。明清出现将小说、戏曲提升到与诗文并列地位的议论，小说、戏曲繁荣，文学走出象牙塔，活跃于市井勾栏，为雅士俗众共赏。明末清初，西欧耶稣会士东来，与徐光启、李之藻、王微等中国士人协同译介西方文化成就。

——摘编自冯天瑜《袭常与新变的明清文化》

材料二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下简称“双百”方针），是社会主义文艺建设和发展的一个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强调：“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不但指明和开拓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薪新道路，也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了基本构想。其主旨和精神实质就是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创造丰富的文化产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摘编自谭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李超的“新生"

李超，广西梧州人、先求学于梧州，广州等地，后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李超的家庭不支持她求学，因而她生活困难，患肺炎后，无钱治疗，1919年8月病亡。李超死后，其家庭置之不理，指责她“至死不悔，死有余辜"。11月，北京教育界召开追悼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现场作了演说。1920年，杭州女子师范在省女师操场举行了李超追悼会，“各界人士莅会者不下万人，挽歌诗联四五百轴”。

李超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我们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这些问题：一、家长族长的专制。……二、女子教育问题。……三、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四、有女不为有后的问题。……

——胡适《李超传》《晨报》1919年12月1日、3日）

涵养与发挥情感是积极的道路。北京的妇女不来吊一吊李女士，却华装丽服坐汽车去满街跑，许多妇女并不要求妇女解放，这都是麻木。麻木就是处于情感的反面。他自己既不要求，你便怎样指点问题，乃至把解决问题的道路都告诉他，他只是不理会！

——梁漱溟《李超女士追悼会之演说词》（《晨报》1919年12月22日）

对于李超女士底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制度上两大缺点：一是男系制，一是速产制。……

李女士之死，我们可以说：不是个人问题，是社会问题，是社会底重大问题。

——（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新青年）1920年1月1日）

材料一   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是谓小康。”

张载认为：“虽三代之英（夏商周三代君王），犹有劣者，以其未成功也。此所以未有不谨于礼，唯谨于礼则所以致大道之行。……六君子所以急于礼者，欲至乎大同也。……礼本于天，天无形，固有无体之礼。”

材料二   20世纪初，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讲，“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今欲至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若去民私业，此事甚易，自去人之家始也，……但使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则全世界之人类皆无家矣！……皆归之于公，即可至大同之世也”。同一时期，李石曾在《新世纪》上发表文章认为，“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提出，以往的理想社会追求，“其学说都建立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穷人的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的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的经济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而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社会不安的原因，建立在社会的经济的事实上面，因而是客观的，现实的。

材料一   中国古代儒商和儒商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儒商初步形成，儒商文化随之出现；宋代儒商得到新生，儒商文化开始复兴；明清时期儒商发展走向兴盛，儒商文化成为主流商业文化。传统儒商文化是中国古代儒商把儒家思想与商品经济法则相整合所形成的经营理念、管理思想、行业准则和行为规范。传统儒商文化为当代儒商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材料二   传统儒商奉行儒家仁学思想，根据时代要求和社会需要对其加以阐发，以仁道和仁爱作为商业或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价值观。儒商特别重视义利之辨，主张在以义为先和为本的基础上取利和求利，强调公利优先，反对唯利是图。宋代以后诚信作为儒者的德行要求开始被商人吸收内化，对其加以发展并付诸实践，成为规范商业经营的伦理准则。儒家经典《大学》所说的“苟日斯，日日斯，又日新”，充分体现出儒家勇于追求和锐意创新的精神，这种思想为传统儒商所吸收和秉持，形成儒商本于天道的创新进取和永不言败的职业精神。儒商“好儒重文，倜傥有儒者风范；其人孝友礼让，仁义慈善，重族谊、乡里、故旧，恤孤弱，厚人伦，好善乐施，急公好义，热心社会公益活动”。

——以上材料摘编自徐国利《中国古代儒商发展历程和传统儒商文化新探》

材料一   古代农书是我国丰富农业技术经验的总结，也是了解农业历史的重要资料。现存农书大约260种，在古代科技类书籍中名列前茅。以下为部分农书一览表

——摘编自胡道静《中国古代典籍十讲》等

材料二   《耕田》：“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穙种，七月、八月犁稀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类同。”说明豆类作物的轮作，起到了绿肥作用。《大小麦》：“冬雨雪止，以物辄菌麦上，掩其雪，勿令从风飞去。后雪，复如此。则麦耐旱，多实。”对降雪的利用，具有防旱保墒的作用。

——据《齐民要术》

材料三   《粪田之宜篇》：“相视其土之性类，以所宜粪而粪之，斯得其理矣。”主张针对不同土壤使用不同的肥料，以达到“地力常新壮”的目的，体现了“用类如用药”的思想。《善其根苗篇》：“今夫种谷，必先修治秧田……大抵秧田爱往来活水，怕冷浆死水……（水）浅深得宜乃善。”强调了秧田用水的重要性。

——据陈旉《农书》

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有多元、复合的特征，故人文关怀必须通过多方位多角度的途径来实现，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实现“礼之用，和为贵”，构建一种全面的和谐关系体现对人的整体关怀，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以“仁爱”为出发点与核心，将“孝”定为伦理的起点，以“中庸”为方式构建良好人际关系，培养“浩然正气”，提高个人修养，养成高尚道德情操。传统文化还尊重人的自主性，老子认为“道法自然”，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与相辅相成中实现精神自由与灵魂安顿，以“仁民而爱物”之心，实现“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博爱情怀。

——摘编自杜喆《中国传统文化人文关怀思想研究》

材料二   对个人命运、价值和尊严的关注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一种最基本的信念。西方人文主义者力图以科学和理性来反对中世纪独断主义的封建神学，以解放神学统治下的人和自然。他们从反对神学对人的统治出发，追求现实的人生幸福，要求恢复人的各种权利，他们把神权与人权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推翻封建神权的统治，才能彻底解放人自己。他们强调个体的自由，注重个人的奋斗和个人的权利，私人的权利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彼得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以人的欲望、要求作为出发点，对自然采取征服、掠夺的方式，强调“天人相争”的观念。

——摘编自杨春苑、李春荣《论西方人文主义》

材料一   先秦儒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孔子很早就认识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他还强调：“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孟子提出“时养”即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和不可逆性，人们必须“不违农时”、“勿夺其时”。荀子继承了孔孟尊天重道的思想，把“受时”与“治世”相统一。更为重要的是，荀子将孔孟儒学的“知天命-畏天命”的社会伦理思想发展为“知天命-畏天命-制天命而用之”的生态伦理思想，凸显了人类保护自然资源、使之用之不竭和永探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责任。

——摘编自任俊华《荀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审视》

材料二   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的环境问题引起民众广泛的关注和忧虑，生态伦理学应时而生。施韦兹认为：“我们越是观察自然，我们就越是清楚地意识到，自然中充满了生命每个生命都是个秘密，我们与自然中的生命密切相关。”利奥波德主张：“如果对待自然的态度全部以经济动机为出发点，那么在土地共同体中的大部分成员就会因为缺乏经济价值而被消灭。因此必须修订伦理标准，使之从经济学向生态学过渡，这既是土地伦理的全部内涵，更是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标准。”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作为扩展的伦理学的一个方面，是现代生物中心论的或整体主义的伦理学的最重要的思想源泉。

——摘编自曾建平《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探究》